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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与新诗   古诗   分类   古体诗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近体诗形成前，各种汉族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有“歌”、“行”、“吟”三种 载体。 四言体   盛行于西周、东周，是中国古代产生的最早的一种诗歌体裁。汉代之前的诗歌都为四言体。 《周颂》里尚未诗化的部分篇章的四言形式与 《尚书》基本相同，说明四言句在生成之初是属于散文的。 对于古人来说，“抒情为历代古诗中主要的部分”这一要素从四言体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为之后的几千年诗歌发展 埋下了基础。 此外， 《诗经》四言句式还有一个特点：大量的四言句是以三言为主，在前后加上一个虚字或“兮”、“思”类的 感叹字构成的。如“葛之覃兮” （《周南·葛覃》）、“不可休思” （《周南·汉广》）、“心之忧矣” （《邶风·柏 舟》、 《邶风·绿衣》等）、“何多日也” （《邶风·旄丘》）、“将仲子兮” （《郑风·将仲子》）、“实命不 同”、“维参与昴” （《召南·小星》）、“彼苍者天” （《秦风·黄鸟》）等；甚至以一个动词加一个三言词组， 如：“从孙子仲”、“平陈与宋”  （《邶风·击鼓》）等。这些三言词组固然有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构成的形 式，但多数是三个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词的结合。 四言体所使用的修辞、抒情技巧直至汉代还在使用，如屈原的 《离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种风格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如此之久，可见四言体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性。 五言体   从汉朝到近代，五言体是古代诗人所使用的最频繁的诗歌题材之一。它仅次于四言体之后萌芽，从东周的楚辞，再 到汉代的乐府，直至唐朝古体诗渐渐衰落，五言体古诗在中国诗坛上占了很大地位。早期的五言体古诗——楚辞 ——仍与四言体古诗有着一些联系。 楚辞体虽然不是从四言发展而来的，但是四言体与楚辞体之间并非毫无联系，最明显的是四言体的句式构成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而三言的构成又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一个单音词加一个双音词，如： “彼采葛兮” （《王风·采葛》） “美目盼兮” （《王风·硕人》）; 一种是三个单音词，如: “仪既成兮” （《齐风·猗嗟》）、 “迨其吉兮” （《召南· 有梅》）。 这两种句式也是构成楚辞句式的基础，前者如“操吴戈兮被犀甲” （《九歌·国殇》），后者如“凌余阵兮躐余 行” （《九歌·国殇》）。只要将两个三言加“兮”的句子合成一句，去掉后面的兮，就成为典型的楚辞句式。像 《齐风·猗嗟》全篇三章都是三言加“兮”的句式构成，第一章：“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 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完全可以把中间四句改成“颀而长兮抑若扬，美目扬兮巧趋跄”，与 《国殇》、 《山鬼》 的句式相同。又如 《郑风·大叔于田》里“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这类诗句，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 《招魂》的节奏感。特别是一句四言与一句三言加“兮”组成一行的句式，如 《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 草，零露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更是直接为屈原的 《橘颂》所用。 《招魂》基 本类似，只是把“兮”换成了“些”。 《橘颂》和 《招魂》虽然仍是四言体，但它们集中使用 《诗经》中这类句 式，并扩成长篇，显然是因为它和楚辞的另一类典型句式有内在的联系。像 《离骚》、 《哀郢》、 《抽思》 等篇，一句由两个三言词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