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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反洗钱工作现状的一些思考 　　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的一名黑手党成员将其非法收入混入到自营的洗衣店变成合法收入而得洗钱一词。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定义其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为犯罪资金的转移或存储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个账户作支付和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安全保管服务存放款项。” 　　随着XX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又接连修订发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上述法律法规充分考虑了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定位、社会责任、成本和风险控制能力，成为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重要依据。在这些法律体系的框架之下，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由于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时间不长，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制度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是在商业银行日常业务中贯彻实施最普遍的一项工作。在开户、无折无卡、大额交易等一次性业务中，都需要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操作，并且，这项制度也在银行内控制度中体现，保障其作用效果。早在2000年3月20日国务院就发布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反洗钱法》的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也对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基层银行实践过程中，要做到“了解客户”却并非易事。事实上，银行缺少有效的识别手段，尤其是基层银行业务繁重，工作人员难以有效识别客户身份证明的真伪。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公民持有的身份证明文件种类较多，各种身份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公民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大量存在，各银行系统内部又没有统一的识别制度和方法，这就加大了银行工作人员有效识别客户资料的难度。虽然各个金融机构通过联网核查，可以对客户身份证进行核查，但这项操作也是对客户身份证件资料进行核实，对身份证件的真伪还是不能作出判断，即使可以这样做，这也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同时，“客户身份识别”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机构应把好客户准入关，对客户身份识别提出了高要求，而金融机构由于提供非柜台服务，使客户身份识别的难度增加，面临着可能洗钱的隐性风险。因此，银行的身份审查只能做到“表面相符”，对客户身份的真实性没有证明能力。 　　反洗钱工作流程以可疑信息的发现、报告、分析、移送和侦查为主线。我国于XX年建立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响应。商业银行的反洗钱监控系统已实现了部分大额和可疑交易的自动采集，但还有部分可疑交易，需要进行人工识别。然而，基层金融机构多由一两位临柜人员办理日常业务，可疑交易识别操作难度较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20万元以上的现金收支必须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根据我国现行的现金管理制度，开户银行需要对大额现金支付报送人民银行现金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这两种制度标准不一、管理部门不一，重复的报送加大了工作量，也造成了信息的冗余。 　　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经验不足、认识程度有待提高。从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看，由于全面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时间不长，与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经验不足；一些商业银行注重业务发展的速度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对反洗钱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商业银行往往以业务发展为中心，忽视对反洗钱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如存在没有对反洗钱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部署，反洗钱宣传工作落实也不够到位等问题。宏观上看，开展反洗钱活动对于稳定金融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从微观层面来说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商业银行对反洗钱是缺乏动力的。在这样的反向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开展反洗钱工作是被动的。因此，应及时建立反洗钱工作的正向激励机制，设立反洗钱工作的效果评价制度和奖励基金，对作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从经济上补偿和精神上奖励，使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反洗钱是人民银行承担的一项公共社会职责，这项职责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打击犯罪、维护金融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逐渐发达的中国，洗钱犯罪对于经济的破坏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未来几年将是中国反洗钱工作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检验和完善???国反洗钱制度的重要时期。在分析国际国内反洗钱形势，总结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反洗钱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