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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思想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哈贝马斯的思想触角延伸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思想胜景。但是，无论其思想延伸多远，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基础之上的。在其两卷本的著作《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交往理性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确立了一种可能性，即一方面要维护建立在商谈伦理基础上的国家话语机制和政治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维护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一、交往理性视域中的民族国家内涵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是在对启蒙运动以后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运动以后，理性的内涵被逐渐地狭隘化了，理性被当成是手段和目的的代名词，从而改变了理性的初衷。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与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技术控制的过程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由于启蒙运动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由此，理性不再是争取自由和去魅的解放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工具理性被现实的功利性动机所驱使，追求现实利益的最大化，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马尔库赛的“单面人”，就与理性被僭用和被狭隘化有关。在这一情况下，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思想，试图从根基上探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和价值危机。 　　哈贝马斯从语言哲学出发，把交往理性落实到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加以探讨。哈贝马斯认识到，要建立理想的“话语情境”，离开语言将一事无成。语言是连接话语双方的工具与桥梁。“语言是主体通性的基础和大地；任何在其第一次生活表现中――无论是在语言、态度中，或者在行为中――把自己具体化之前，都必须站立在语言这块大地上。语言是媒介，借助语言这种媒介，诸种意义可以得到表达，不仅在认识的意义上，而且在包罗万象的重大感情和规范方面的意义上。”正是在语言(也包括各种符号)的层面上，言语者之间、不同世界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 　　在社会、文化、个性的层面上，话语道出了交往理性“是怎样作为象征结构的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而相互联系的”。哈贝马斯写道：“在相互理解的层面上，交往行为服务于传统与文化知识的更新；在行为调节层面，它服务于社会一体化和相互支援的建立；在社会文化层面，它服务于人格同一性的形成。”只有通过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理性，一切言谈、共识和行为才有了基础，而自我的再生产与更新，才有了切实可行的途径。确立一个可供参考的交流基础――交往理性，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才具有现实和实践的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紧密相联。国家和民族是在18世纪晚期融为一体的，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形成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形式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一种形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法学概念，具体所指是对内对外都代表主权的国家权力”。因此，“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这样以下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一体化形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的渗透和运作中得以实现：“一个‘民族’可以从他们共同的出生、语言和历史当中找到其自身的特征，这就是‘民族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系建立了一种多少带有想像特点的同一性，并由此而让居住在一定国土范围内的民众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属性，尽管这种属性一直都是抽象的、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传达出来，但是，正是一个民族的符号结构使现代国家成为了民族国家。而‘民族意识’则为用现代法律形式建立起来的平面国家提供了文化基础，这就是一种公民的团结关系。” 　　 　　二、民族国家的文化内涵 　　 　　正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孕育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可能性。民族的真正定型和意义确立经历了一个斗争与划分等级的演变过程。罗马文化的用语中“natio”(民族)以及“gens”(人们)，是与“civitas”(公民)相对立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民族首先是有着相同起源的共同体，他们定居在一定的地域并构成邻里关系，文化上拥有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一体化的地步，更没有出现类似国家的组织形式。在中世纪，学生根据祖籍被分为诸多“nationes”(班级)；而到现代社会早期，由于社会交往频繁、流动性增强，民族则被用来区分一国之内不同的大学、修道院、商人聚居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