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皎然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docVIP

论皎然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 　　[摘要]皎然把谢灵运诗作为他论诗的标的,这固然是他们在诗歌理论与实践上的契合,另外,还与他们同祖同源、同参释道、同住江南等因素密不可分。本文主要从他们在相同诗歌理念下实践对理论的吻合角度作了论述,以期能较好地说明皎然如此推崇谢灵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皎然;谢灵运;诗歌理念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54-02 　　 　　皎然在《诗式》卷1“文章宗旨”条中说:“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之作,其椎轮乎?”可以说这些话对谢灵运的诗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唐代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理论专著之一(另一部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且皎然在经历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之后,舍弃李、杜不论,而独推谢灵运,其原委何在?这是因为皎然和谢灵运有着相同抱负遭际之下的情感共鸣、相同佛学追求下的思想认识、相同地域拘囿下的审美认同。但皎然论诗取法谢灵运,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谢灵运的诗歌符合了他的诗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谢灵运的诗歌体现了皎然“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的诗学总纲。所谓“情性”,当指合性之情,皎然主张情要真、正,“性”指佛禅的“真如本性”;所谓“作用”,当指构思立意,是说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要苦心立意,刻苦锤炼字句,包括“放意”和“定句”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原则标准是“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这两者说到底就是“苦思”和“自然”的关系,皎然通过自己的界定,解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谢灵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南史#8226;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钟嵘说谢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萧纲也说“谢客吐语天拔,出于自然”。可见,前人早就指出了谢诗的自然本色,这种自然来自他的本真。《南史#8226;谢灵运传》载:“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虽然有点过分狂傲,也是一种自我情性的张扬。需要指出的是,谢灵运的这种本真却受到了后人的批判,隋唐时代的文中子王通在《中说#8226;事君篇》里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明清易代之际的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辞欺人”条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其实这些都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来批判谢对统治阶级不忠的贰臣行为,应当区别对待。 　　另外,关于“苦思”,《南史》卷34《颜延之传》有一则故事:“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好多学者对这则材料的理解是谢灵运写诗时思维不是很敏捷,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恰恰是他作诗认真构思、苦心经营的表现。王世贞《书谢灵运集后》说:“然至?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可谓千载之下的知音。 　　其次,谢灵运的诗歌体现了皎然“情在言外”、“文外之旨”的美学追求。《诗式》说:“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览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赞美谢灵运“池塘”句言外含不尽之情,表面似乎平淡无味,实际却余味无穷。《诗式》又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所谓“两重意”,指作品表层意思之外,尚有言外之意。历代对“池塘生春草”句的评价颇有分歧、褒贬不一。皎然论“池塘”二句时将其释为“隐秀”,这是有深意的。“隐秀”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刘勰《文心雕龙#8226;隐秀》篇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佚文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清冯班解释隐秀说:“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意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可见“隐”是指言外之意,“秀”是指得意于言中。这也是对两晋南北朝思想界探讨的“得意忘言”问题的回应。 　　谢灵运则是在文学思想上积极支持“得意忘言”说的人物之一,谢诗“池塘”二句,除了在意象上描绘了“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的阳春烟景之外,隐隐吐露了诗人病起之后,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