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谷子（粟）的栽培史.docVIP

山西谷子（粟）的栽培史 　　山西省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迄今发掘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就有200余处(1)，诸如，芮城县的“西侯度人”、“?河人”，襄汾县的“丁村人”，朔县的“峙峪人”，大同市的“许家窑人”，以及垣曲县的“官沟人”，等等。他们经过采集、渔猎、刀耕火种，开创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到新石器时代除晋南地区已成为全国古代经济文化重要的中心之外，其它地方出土的遗址更多，如祁县的梁村，平遥县的依涧、婴溪，洪洞县的道觉，灵石县的旌介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进一步促进了我省农耕文化的发展。 　　相传早在远古时期，炎帝、黄帝及其氏族广泛地在山西许多地方活动。黄帝的元妃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昔神农尝百谷”于长治市以东的百谷山（《潞安府志》），“神农得嘉谷之所”位于长子县东28公里，与高平交界的羊头山，至今羊头山山上“有神农城，山下有神农泉”（唐《元和县郡志》卷十五）。中国最早的农师后稷，成年后“遂好农耕”，始教民稼穑于稷山(2)，“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史记?周本纪》）。考古发掘证实，夏县西荫村遗址，出土的粟粒，年代为公元前3495±160年，属于仰韶文化。万荣县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类灰烬，经高桥基生鉴定为粟和高粱。距今有5000～4000年，也属仰韶文化。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炭化谷物，经蔡莲珍等人测定，δ13C值与小米δ13C值的平均值相近，灰土中并夹有未燃尽的谷子，年代为公元前2500～1900年，属龙山文化。侯马市乔山底遗址，出土有两座容积为25m??3和40m??3的大型谷仓，仓底堆积有炭化谷子，也属龙山文化。这一切均说明山西省谷子的栽培历史，距今至少已在5千年以上。数千年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谷经验，栽培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早在后魏时期，高阳太守贾思勰就系统地总结了包括山西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并通过亲身的观察、试验和实践，于公元533～544年写成了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其中“耕田”、“收种”、“种谷”等篇系统地记述了谷子的栽培技术，内容丰富多彩，细致确切，水平相当之高。到清代，山西籍大学士、户部尚书祁隽藻利用“请假侍亲，读礼守墓，寒暑四周”的居乡时间，向农民调查研究，总结了寿阳县及晋中一带的农业生产经验，于公元1836年写成了著名的《马首农言》，是山西省唯一的一部综合性古农书，为我国宝贵的农学遗产之一，其价值“可与《齐民要术》同观”（孙殿起《贩书偶记》）。其中“种植”、“农器”、“农谚”、“五谷病”等篇记载的谷子栽培技术，表明山西谷子栽培技术已比较系统完整，许多技术至今仍然适用。 　　1山西古代对谷子名物的认识史 　　古代对谷子的认识，就全国而言，由于品种类型繁多，或地域的不同，或所指各异，认识相去甚殊，先后有禾、粟、粱、稷、谷、秫、黍、苗、糜、芑和小米等十多种称谓(3)。民国时期的高润生曾撰《雅尔谷名考》进行专门讨论，至今国内学者意见仍不一致(3)(4)。山西古代对谷子的认识虽不及全国那样复杂，但也不尽相同。正如清代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中指出“谷者，树?之总名，北方则属之粱，而以粱之名移于稷，又移稷之名混于黍，于是粱稷粟三者，言人人殊。”许多地方府志中也称“唐孟诜本草言人不识粟，而近世皆不识粱也”（《朔平府志》，清雍正十一年；《太平县志》，清道光五年；《浮山县志》，清乾隆十年，《翼城县志》，清光绪七年；《安邑县志》，民国二十三年），甚至连“百岁老农不识谷种为粱粟也”（《山西通志》，清光绪八年）。 　　1.1 对禾的认识 　　禾，首见于春秋战国前的《诗经》，其中《魏风?伐檀》篇提到山西谷子时说“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ベ狻薄Ｎ悍缡侵艽?魏国的民歌，魏国即魏世家及左氏传云姬姓国也，其地为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即今之山西南部一带。山西通志曰“说文解字注，民食莫重于禾”，“故为之嘉谷，即所谓嘉禾是也”（《新降县志》民国十八年）。与《广韵》中讲“禾，粟苗，粟，禾子也”一样，《马首农言》明确指出“禾，粟之有藁者也。其实曰粟，其米曰粱”。很显然，在古代，禾是对谷子植株的称谓。 　　1.2 对粱的认识 　　粱也始见于《诗经》，如《唐风?鸨羽》中对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时称“不能?稻粱”，《黄鸟》中讲“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据唐陆德明著《音义》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其地帝尧夏禹所都之墟，汉曰太原郡”。在山西地方志中也有“埤雅以粱为谷”（《孟县县志》，清光绪七年），“粱亦粟也，穗小毛长，米晶莹而多汁，味特滑甘，故人以膏粱并称”（《天镇县志》，清光绪十六年），以及“谷之粘者曰粱”（《大同府志》，乾隆四十七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