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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史上若干误区的检讨 　　摘要：黔东南“糯禾改籼稻”是我国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典型个案，通过对该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民族地区在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作物品种利用方面的教训，反映了民族经济发展史上若干误区：量的增长的误区，忽视经济效益原则；技术推广的误区，忽略技术适当原则；经济至上的发展误区，忽略生态效益原则；民族本位的发展误区，忽略文化相对原则。 　　关键词：民族发展；误区；教训 　　中图分类号：F3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76-08 　　 　　贵州黔东南地区涉及清以来的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及都匀府属的丹江厅、八寨厅、麻哈州等地，包括清代“苗疆”地区大部。境内主要有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黔东南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而且是有名的糯禾文化区，属于游修龄所指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糯稻文化圈”。由于粮食作物主产糯禾，历史上黔东南民族同胞长期以糯米为主食。糯禾文化成了黔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稻作文化的源头。 　　但从清代中期改土归流以来，该地区在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等三个时期相继推行“糯禾改籼稻”，将汉族地区普遍适应的籼稻品种及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民族地区，期间多次出现不顾地方实际，“一刀切”地强制推行籼稻，最终导致糯禾面积不断缩小，因而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对此，学术界也作了一些探讨。如杨伟兵认为，黔东南糯改籼过程，是一个外来技术同当地民族文化、生态、经济等适应的过程，籼稻在产量上取得的比糯稻高产的优势，是该地区生境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的体现。这是从土地利用和经济量的增长方面给予历史上黔东南地区“糯禾改籼稻”的肯定。但也有学者从生态人类学方面进行反思，即认为建国以来政府竭力在侗族地区推广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技术体系，引发了一系列的不适应，由此造成了两种文化体系的冲突。这说明清代以来黔东南地区的“糯禾改籼稻”也有其失误之处。 “糯禾改籼稻”确是民族经济史上外来技术与作物品种推广的典型个案，通过对该个案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民族地区在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作物品种利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文以清代以来黔东南地区的“糯禾改籼稻”为例，对民族经济发展史上若干误区试作粗浅的探讨。 　　 　　一、量的增长的误区，忽视经济效益原则 　　 　　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初始阶段都是粗放式的发展，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后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回过头来进行调整，考虑经济效益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是类似的模式。历史上黔东南地区的“糯禾改籼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是政府作为一项增产措施来抓的政治任务。其实，无论是从产量还是从经济效益看， “糯禾改籼稻”的作物品种推广政策都值得商榷。 　　一般认为，籼稻的产量要高于糯禾，估计籼稻的产量是糯稻的1.5倍，堆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冷锈田种糯禾则产量高，而种籼稻产量普遍低下。如黎平县孟彦区1959年将一些冷、阴、滥、锈和山冲田一概改种籼谷，结果收益比种禾更低。1963年前后对黎平县农技站的调查也表明，若在冷、阴、锈等田中，谷比禾要普遍减产(参见表1)。这说明从产量看，籼稻的推广不一定能提高粮食产量。 　　 　　而从人地关系看，黔东南地区也缺乏提高粮食单产的社会环境。 　　其一，从土地分配情况看，民族地区由于封建土地制度发展不成熟，因而与汉族地区比较，土地还并不集中。黔东南地区在清代改土归流后以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地主制才逐渐取代了以土司制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因此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发展没有像汉族地区那样成熟。在民国后期全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到80％的土地。民族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如建国初期的调查，黔东南地区的从江县占里寨共有156户，其中中农128户，占有总耕地面积的98％。在总耕地面积中，还有部分为全寨或各家族共有。江县加勉乡地主占当地人口的3.79％，而地主占有土地比重是11.64％，其它地方的土地集中情况也不明显(参见表2)。这说明在黔东南民族地区地主占有耕地较全国地主占有耕地的平均数要低得多。正因为土地不集中，决定了民族地区粗放式经营的发展，稻田基本不考虑复种，稻田耕作也不力求精细，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上。这在汉族看来是浪费土地资源。 　　 　　其二，从人口问题看，黔东南地区人口增长缓慢，也没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必要。一般认为，清代以来黔东南地区人口不断增加，粮食供应紧张，为提高粮食产量而推行糯禾改籼稻，其实黔东南地区的人口一直徘徊不前。据乾隆41年(1776)、嘉庆25年(1820)和1953年的人口统计，黎平府、镇远府和思州府是清代中期以后贵州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地区，其人口比例在全省呈下降状。黔东南地区人口低增长地带，构成贵州人口史上特殊的人文景观。其原因在于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