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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花与城市文化 　　摘要：受《中国名城》杂志社委托，周武忠教授于2009年4月26日下午专程来到北京林业大学，拜访九十二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著名园林植物学家陈俊愉教授，并以名花、名城为题进行了访谈。 　　关键词：花卉；城市文化；国花 　　中图分类号：Q94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1-48(5) 　　专家简介：陈俊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园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腊梅分会会长、国际园艺学会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陈俊愉用60多年时间完成中国梅花品种群分类，主编了《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中国花经》等著作，著有《巴山蜀水记梅花》等书籍。 　　采访者：周武忠中国花文化研究会会长　东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周武忠：陈教授，目前您是我国花卉界唯一的院士，您创立花卉品种二元分类法，对中国野生花卉种质资源有深入的分析研究，创导花卉抗性育种新方向并选育梅花、地被菊、月季、棕榈、金花茶等新品种70多个，特别是对梅花的起源与演化、品种分类和引种驯化研究尤深。且长期致力于培育抗寒梅花新品种，使生在南国之梅北迁了2000多公里，在黑龙江和新疆露地开花，被誉为“梅花院士”。您是如何走上花卉研究道路的? 　　陈俊愉：我觉得被称为“梅花院士”愧不敢当，对梅花我研究不够透彻，另外我爱好比较广泛，最爱是梅花，其次是菊花，其余还有很多，像水仙、牡丹、芍药、山茶、紫薇、腊梅、荷花、棕榈、睡莲、木兰类、松柏类，至少有十几种(类)花卉，不过梅花方面做得多一点，是从1943年开始的。 　　爱花和我的家庭和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对花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我的家庭一是很大，二是人多，三是复杂。大是四世同堂，我的私塾、小学、中学、大学的一部分都是在南京读的，所以现在讲话时安徽口音还不如南京口音重。家里有个花园，十几亩大。曾祖父、祖父是一家之主，家庭的性质是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我是长房曾孙，比较特殊一些。祖上是当官的。南京的家有六七十口人，钩心斗角，很复杂。我不愿意与那些复杂的人发生人事纠纷。私塾是在家读的，1935年夏考取了金陵大学园艺系，实现了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园林花卉工作者的愿望。大学后两年先是去安徽安庆的安徽大学过渡一学期，然后到成都金陵大学完成学业。一天下午，我一个同学拉我去江边看看，那是1937年12月，看到有最后的难民轮，就坐船走了，这样就辗转到了成都，到1940年1月毕业的。为什么读了四年半才毕业，是因为中间有半年的时间到峨眉、舒府这一带调查梅花的，结果遇到大雨，淋雨得了伤寒，病了一学期。当时学习负担不重，自己活动的时间很多，现在想起来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发挥个人兴趣，根据自己的爱好做一些活动和学习：二是有比较宽松的环境，相对地与世无争，于是从小就爱种花种草，喜欢植物，同时又由于是长房曾孙，物质上有优待，很小就营养条件好，又接受了锻炼，这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很大，1957年从武汉调到北林，我在北京有50多年了，85岁以前都骑自行车代步，从不戴手套。以自己为标本，“南梅北移”，江苏、湖南的梅花经过三次迁移，已经有五个品种在东北的大庆、西北的乌鲁木齐开花了，向北推进了2000多公里，这是世界新纪录。学习外，我还是一个在锻炼中成长的标本。在国内读了一个农学硕士，在国外又读了一个科学硕士。在这两个学校的学习主要锻炼了动手的能力，尤其是在丹麦农学院，很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一个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的理论学习还比较强，动手能力就差很多。这以后的假期，我都在劳动，什么劳动都有，一个是拾木头，拾上八层楼。早上天不亮就去苗圃、温室。从1940年毕业到今天将近70年了，基本是在大学教书，主要有金陵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农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我在这个学校待的时间最长。 　　周武忠：您学贯中西，在欧洲研习花卉园艺0，而且考察了十几个国家的花卉生产，您认为中西方在对待花卉和花卉生产方面有什么不同?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之母”? 　　陈俊愉：前面谈过对花卉有兴趣，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家庭是书香门第，各方面书刊阅读比较多。到丹麦读第二个硕士时感觉到欧洲把花卉产业化了，回国后对于国花之所以投入大量精力，就是因为花卉是一种文化，国花好比国家的名片，交流也很方便。我正通过一些途径，希望争取到怀仁堂与中央党政领导谈一下中国的花卉，因为他们不很了解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我也组织了一些学生和学者把威尔逊的《中国?园林的母亲》一书翻译出来，争取尽快能够出版，送给这些领导。外国人重视中国花卉，中国人反而看轻自己，把洋花捧上天。有一部分的花是中国的原料、外国的加工，再重价专利卖给我们。最突出的是现代月季和百合，几乎所有的百合、月季都是中国原料外国加工，这些情况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