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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故事 　　影片中所有演员对角色分寸处理都做到不温不火，既不外露，又非肤浅，这在当时崇尚大喜大悲，追求大动作、大激情的社会审美思潮中，无疑是颇具特色的。 　　 　　“嘀烦”为求忠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电影题材单调的局面，政务院在1953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电影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把人民所喜爱的古今中外优秀文学戏剧作品改编为电影的建议。根据这一提议，许多文学作品被迅速列入改编计划，现代文学大师巴金的长篇小说《家》就是入选首批改编拍摄的“五四”以来文学名著中的一部，上影接受了拍摄任务。 　　 　　《家》以“正在崩溃中的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仇视和倾轧的历史”为内容，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青年一代在民主主义启迪下的觉醒和反抗，曾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深受读者喜爱。当年，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刚结束就印成单行本，仅在解放前就出过30多版，销行几十万册，这在旧中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解放后至1978年，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除被改编成话剧、越剧外，还曾两次被拍成电影，最早于1941年由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拍摄，1953年香港又拍成粤语片；1956年上影投拍是《家》第三次被搬上银幕。 　　对于上影的拍摄计划，巴金极为高兴与重视，特意推荐与之极为熟悉并有深厚创作友谊的陈西禾担任编剧兼导演。对于小说如何改编为电影，巴金并未提出具体要求，而是一再谦和地表示：“我的小说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本身就有不少缺点，我不能要求编导同志‘化腐朽为神奇’。”后来在回顾该片拍摄过程时，巴金坦言私下还是有自己的“愿望”的：或者“选取其中的一个部分作为再创造的主体，而舍弃其他的部分，使它成为一个自具中心、自有特点的新作品”，或者“作较全面的改编，拍上下两部”。但巴金却从未公开予以任何流露，而且一再对陈西禾说明，改编也是创作，改编者必须增加或删去一些东西，不要让影片成为小说的注解或翻版。 　　陈西禾得知由自己来改编并导演《家》，激动之情与责任之感交织于心。进入改编阶段后，陈西禾感到要把一部30万字的小说凝缩成一部两小时放完的电影实非易事，最为棘手的是材料太多，如他所作的形象比喻：“就像带着有限的钱走进了百货公司，看着样样都是好的，可是财力又不允许自己样样都买。”他把小说读了又读，从庞杂之中理出头绪，一个范围逐渐凸显：影片应主要描写一个封建家庭内部分化和瓦解过程，基本情节是恋爱和婚姻问题，主题思想则在于暴露旧制度的罪恶，揭示它必然走向灭亡。鉴于电影与小说样式及其特点不同，他对原著的情节结构作了集中提炼和必要删节，有的还作了适当补充。因是名著改编拍摄，各方面很为关注，剧本一再加以修改，直到拍摄期间还在边拍边改。 　　由于陈西禾在拍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过于细心和严谨，大家给他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嘀烦”――又嘀咕又烦的缩写，意思无论镜头表现，还是服装、道具，只要有一点点不符合生活真实和时代特点，他都要嘀嘀咕咕说上半天以致让人“嫌烦”。尽管大家如此谑称，但对导演追求真实与完美的要求还是尊重与践行的。 　　 　　三代明星同堂 　　 　　《家》被列为上影的重点片，演员阵容十分强大。盘踞于这个封建“王国”之上的一家之长、对家人实行残暴统治酿成一出出血泪悲剧的高老太爷，由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演什么像什么”的魏鹤龄饰演；其卵翼下的一群旧制度维护者，竭尽虚伪、荒淫、愚蠢和庸俗之能事的高大老爷、克明、克安、克定等兄弟以及封建遗老冯乐山等，虽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分别饰演的蒋锐、韩涛、程之、阳华和郑敏等却皆是影坛老人。代表被封建家庭与专制制度压迫与奋起反抗的两类人群、也是主要角色的觉新、觉慧、瑞珏、梅、鸣凤的扮演者，除了张辉是话剧新秀外，其余如孙道临、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等全是“当红”影星。就连饰演太太、丫头、听差、妓女等“龙套”的戴耘、狄梵、马骥、于明德、张子良、朱莎等，也都是圈内大大小小的“角儿”；而早在无声电影时期就已声名显赫的宣景琳、范雪朋，则在片中出演了钱姑太太、张姑太太。像这样几乎汇集中国电影三代著名演员于一堂，蔚为壮观的宏大阵容，实属罕见。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中所有演员对角色分寸处理都做到不温不火，既不外露，又非肤浅，这在当时崇尚大喜大悲，追求大动作、大激情的社会审美思潮中，无疑是颇具特色的。觉新是片中最为复杂的角色，封建大家庭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逆来顺受妄图苟安的思想本质，使他扭曲变形具有两重人格，一方面信服新思潮，一方面又顺应旧环境，不得不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痛苦心情之中，而结果只能为自己招来不幸。对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从小说问世开始就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影片拍摄之中同样如此。饰演者孙道临就听到两位化装的同志展开的一场争论，中心是觉新值不值得同情？虽然摄制组主创人员对其性格的基本处理意见是统一的，但在一些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