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首届闽台音乐周.海峡两岸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综述.docVIP

2010年首届闽台音乐周.海峡两岸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综述 　　１０年１１月７―１１日，由福建文化厅主办，福建艺术研究院与台湾国际新象文教基金会联合承办的“首届闽台音乐周暨海峡两岸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福州举办。这是在“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基础上的延伸，突破了以往放录音研讨的局面，实现了“京、沪、闽、台”作曲家、理论家在福建交流的多年期盼，开创了两岸现代音乐作品在福建首次同台上演的历史篇章。 　　本次活动吸引了两岸多地的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及演奏家共一百多名代表，旨在推动海峡两岸现代音乐的创作与学术交流。今后，闽台音乐周将由闽台同胞轮流承办，成为两岸作曲家及理论家沟通的重要平台。 　　福建省歌舞剧院、台湾亚太乐团和厦门歌舞剧院分别承担了三场演出。“两岸管弦乐作品专场”演出了马水龙《寻――古筝与管弦乐》（２００５）、章绍同《武夷印象》（２００９）、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１９９８）、吴少雄《海峡之脉》（２００８）、郭祖荣《乐诗三章》（１９８９）、李子声《上台?下台――长笛协奏曲》（１９９５）、刘??《打击乐协奏曲》（２００１）；“台湾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洪千惠《梦红楼》（２０１０）、许博允《东方印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王正平《琵琶行》（１９８４）、潘皇龙《东南西北Ⅴ》（２００９）等；“大陆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温德青《功夫》（１９９８）和《情歌与号子》（２００６）、章绍同《酒狂》（２００７）、张建国《离?骚》（２００７）、姚恒璐《乐天咏筝》（２０１０）、葛清《雀》（２０１０）、李向京《行云流水》（２０１０）、刘??《为琵琶和七把大提琴而作的室内乐》（１９８７／１９８８）。会议回顾了两岸当代音乐发展及交流情况，以演出的作品为讨论对象引出了一些创作问题。 　　一、现代音乐是个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① 　　叶松荣的论文《社会实践是检验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引起了与会者的争鸣，成为主要话题之一。作者认为，现代音乐创作的成功与否既不能由理论检验（因为理论都是有漏洞的），也不能完全由一度创作者（作曲家）、二度创作者（演奏家、歌唱家）检验，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检验者只能是与之相对应的听众群（也即社会实践的内核）。如果不提“唯一标准”，则意味着有可能有多种评价标准的存在，多标准则意味着没有标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音乐创作质的规定性。宋瑾认为，就个人事务而言，作曲家写什么与观众是否接受无关。若是公共事务，作为社会的代言人或者为某种功能性的东西，作曲家就一定要按规则来写。若是公共事务，他提倡资源共享，希望能够超越中西对峙的二元思维观念，能够听到多样性的作品；至于个人的事，完全靠自己去想。他希望用各种杂交的形态创作新的原形，并名之“骡子的事业”。杨燕迪提出，中国新音乐的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的完善是现代音乐发展的面临主要瓶颈之一。他说，当代音乐永远是一个小众，不可能成为关切的点，但对我们的音乐生活至关紧要。观众包括演奏员、接受者和听音乐的。只有政府、民间、个人及经济的支持，现代音乐才能更好地发展，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确实，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建立触及了现代音乐作为公共事务的基础条件。郭祖荣说，大陆的教学和创作只谈技法，没提“音乐”。他希望用现代技法写出的音乐能好听一点，能走向社会让更多的人听。他提倡结合中国人爱听旋律的民族欣赏心理习惯去学外国的技法?熏不能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因为外国的技法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艺思路。 　　卢广瑞提出，现代音乐的品质就是通俗易懂。于庆新则认为，现代音乐永远是在专业圈里的小众艺术，国外搞现代音乐的也只是音乐家中的小圈子。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音乐能够形成所谓“通俗易懂”的局面。如果用“通俗易懂”来要求现代音乐，无疑是在现代音乐的脖子上架起一把刀。他认为，一方面仍要积极鼓励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没有宽松的社会氛围就没有艺术的创新，不能认为近年来一些“先锋派”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有所回归，就否定过去的探索，因为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因此创作绝不能背离音乐的本质，而玩弄单纯的音响游戏，应该努力提高作品的可听性和复演率。温德青认为，国家的文化像金字塔结构，现代音乐在顶端带领和辐射到其他艺术；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在中间；流行音乐在基座。现代音乐属于精英艺术，永远不可能像流行音乐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听众群。 　　马水龙说他的作品分三类：一是纯粹个人化的，二是写一些通而不俗的作品，三是写一些功能性的作品。他说，自十二音后没有具体的理论，１９９２年德国已无人做十二音?熏可东方才开始接触。消费者有权利讲话，谁唾弃了群众，群众也唾弃了他，作曲家应具备“所谓国家公民要求的三业”，即专业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