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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转型期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有益探索 　　《华商报》在中国报业转型期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上进行着难能可贵的探索。其中一些较为成功的报道案例，在社会公众中带来强烈冲击波，有的转化为公共议题，推动了相关领域体制改革和法规修订的进程。总体而言，社会效果是积极的。 　　《华商报》改版10年来，由初期注重市民趣味、以社会新闻吸引公众眼球，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到本世纪初主动突破社会新闻界域，通过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反映舆情，客观上积极影响公共决策，在舆论监督上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一）关注新闻线索，将采访选题与预设公共议题结合起来。新闻线索是事件、问题发生的外部现象，处于舆论的初始阶段。对新闻线索的获取、鉴别、经营、开掘，是开展舆论监督的前奏。凡经公开报道可能成为公众关注对象的事件或问题，《华商报》都会审时度势，提前介入话题，策划不同意见表露与交换的方式。1999年2月，才踏进《华商报》的女记者王冰听说家乡华阴市当年10月份发生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黄河工程机械厂子校一个女教师给学生脸上刺了一个“贼”字。她“出于对新闻原始的热情”，立即将这个线索转为采访选题，并和摄影记者孙进赶往事发地，展开了“大海捞针”似的调查，取得了事实的主要证据。记者准备写组稿，在构思标题时，顺口写了句“按住头，钢锥刺，学生脸上刻贼字”。第二天见报时这句话成了标题的引题，主题更“猛”：女教师竟如此狠毒。……报道成了焦点，引发广泛关注和社会强烈的舆论谴责。《华商报》沿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对教育方式的反思连续5期刊发此案稿件，当事教师受到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调离教师岗位处分，并在《华商报》公开发表道歉信。受害学生接受免费美容和6万元赔偿金。全国数十家报刊、电台转载或摘播了《华商报》的消息，《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连续数天追踪报道，中央电视台10月22日在“新闻30分”栏目也做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华商报》的这组稿件获得了当年陕西新闻奖“连续报道一等奖”。对2001年2月发生在泾阳县的19岁处女被警察冠以“嫖娼”罪名的新闻线索，《华商报》记者雨藤在泾阳县公安局纪检人员处一获得对事实的确证，就立即开始连续报道（共发5期），虽然他们获得线索较迟，但由于不惜篇幅、不惜版面”经营，所以，在公共议程――“民告官”和因精神损害方面国家赔偿法律依据缺失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上“后来居上”。2006年3月《华商报》捅开西安市儿童医院“红包”黑幕的报道，对新闻线索的利用与经营，同样起了决定成败的作用。承担报道任务的记者，在与“线人”交往中建立信任，与其共同设计调查采访的“行动预案”，记者整整1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守候成功了。《华商报》第二天在头版刊发了“儿童医院医生收回扣当场被捉”的大照片及消息。报道后，儿童医院当事医生被吊销执照，院长被责令辞职，一场打击医药购销商业贿赂行为的风暴在全省迅猛展开。 　　（二）将充分展现记者主体意识与科学调查取证结合起来。事实的准确性是决定舆论监督成败的命脉。《华商报》在开展全方位的舆论监督中被监督对象往往会对记者恐吓、诬陷、压制、迫害、利诱以掩饰事实真相。面对重重压力，《华商报》记者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管进行显性采访还是隐性采访，都不惧风险，排除障碍，始终坚持揭示真理的操守与骨气，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调查采访，使取得的证据和结论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97年11月，被一些中央媒介及作家柯云路称为“当代华佗”的“神医”胡万林，由新疆来到长安坐堂行医，省内和京、津、沪、晋、冀、辽、皖、浙、粤的患者纷纷前往求诊。《华商报》记者贾令伟、衡国良和摄影记者孙进深入现场进行采访。开始，记者没有公开身份，“立场不明确”，前两篇新闻采用客观报道手法。但记者未囿于“首印效应”，而是继续深入调查，取得核心证据证实：胡万林属“无证行医”。于是，他们开始旗帜鲜明地用事实说话――经过这位“神医”诊治的危急病人转院后“大多经医治无效在一两日死亡”。胡万林看了报道，撕掉了《华商报》，扬言“悬赏10万元，打断记者贾令伟的腿！”2月15日、16日、17日，记者访问医学专家，把笔锋对准伪科学―《发现黄帝内经》、《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及胡万林“违法行医”的事实。胡万林终于在千余警力合围中，仓皇逃往河南漯河市，因在那里继续非法行医，“致死30余人”（包括漯河市市长刘法民），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0年12月3日晚9时许，《华商报》接到热线电话：“韩城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张宏伟奉命连夜驱车赶往韩城，在医院见到13名伤员，确认事件不在韩城而在黄河对岸的山西省河津市天龙煤矿。于是，连夜又奔往“矿难”发生地，车辆被十多名男子拦截，声言：“若不离开，就砸车！”记者只得返回韩城，向报社电话汇报。记者刘安、摄影记者胡国庆第二天前往支援，4人在天龙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