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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小帅遭遇德#8226;西卡 　　[摘要]自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成为西方电影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电影现象，同时，它所形成的美学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着一批批电影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新生代导演。从电影叙事和电影语言两方面对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和德#8226;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导演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演变。 　　[关键词] 《十七岁的单车》 《偷自行车的人》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纪实风格 新生代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22 　　 　　引言 　　目前，在中国商业化大片热潮中，有一批年轻的新生代导演群体逐渐地从“地下”转向“地上”，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愿望。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第四代导演完成的并不彻底的以及第五代导演奇观化、寓言化的延宕下的纪实主义风格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也使得中国电影向现实生活进一步无遮挡地呈现。 　　2000年王小帅拍摄了《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第五十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1948年，意大利著名导演维托里奥#8226;德#8226;西卡拍出了新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给观者以深深的触动。当我们回过头来观赏这两部影片时，会发现，虽然前者没有在国内公映，虽然后者已过去多年，但是两部影片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仍然对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深远，我们分明从王小帅遭遇德#8226;西卡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当下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背后普通小人物的辛酸和眼泪。本文从电影叙事和电影语言两方面对这两部影片做对比分析，以探讨新生代导演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演变。 　　一、电影叙事 　　新生代导演在风格上的纪实除了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外，更为严格的说是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生活，用纪实的影像化语言来表达个体的人在大社会的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1.以社会现实为依托 　　《偷自行车的人》改编自一则新闻报道，这段在报纸上只有两行字的东西在普通人看来是极其不起眼的，可是在德#8226;西卡的导筒下，却形成了一幕极为感人的悲剧：失业工人安东#8226;里奇，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街头贴广告的工作，但这份工作必须要有一辆自行车，于是安东和妻子玛利亚用自家的床单换回了为了生计早已当掉的自行车，可工作第一天，自行车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偷走，他四处寻找一直未果，最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萌生偷车的念头,结果车未偷成反被羞辱。 　　而《十七岁的单车》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简单，初次离家到北京打工的17岁少年小贵在一家快递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公司发给每个员工一辆银色变速车，每送一趟快递，就能赚10元钱，当赚够600元的时候，单车便归员工所有，正当小贵快要赚够600元的时候，单车不见了，几乎绝望的小贵偶然在街上看到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小坚骑着这辆车，小坚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家境贫寒，而承诺要给他买车的父亲在屡次食言的情况下，小坚偷了家里给妹妹上学的钱买了这辆单车，没想到却是小贵丢失的那辆，此后小贵和小坚之间为了这辆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巴赞指出：“意大利电影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当前现实的密切关注。”[1]而这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偷自行车的人》是单线条叙事，通过赎车―丢车―找车―偷车的过程，折射出战后意大利社会――失业的困扰，道德的沦落及现实的混乱。而《十七岁的单车》通过得车――丢车――找车――抢车――换车――砸车的过程，虽然相比前者故事的意义丰富了，如加入了两个少年青春时代的懵懂爱情，但是题材本身却反映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以及少年时代残酷的青春物语。因此两部影片的题材选择较为相似，都以丢车这一非常平常的生活琐事为主线，以“单车”为工具，将其放置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来探讨平民生活的艰辛。同时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它们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也许一些人曾经遇到过或亲身经历过，因为生活并不是好莱坞大片，它琐碎且具有偶然性。 　　2.关注普通人 　　“还我普通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提出的第一个口号，既然要反映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本来就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所以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必然要集中力量关注更多的小人物，《偷自行车的人》中的主人公安东#8226;里奇本身就是一个失业者，同时影片还描写了下层社会中的众生相：小偷、妓女等。 　　而新生代导演们由于多种原因使然，他们的作品不仅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平民百姓、普通小人物，“而且更加关注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物，致力于描写他们的日常人生、喜怒哀乐和生老病死，力图对苦涩生命进行原生态的还原，并从中突出人生的无序和无可把握的无奈，传达出青春的焦灼与迷惘。”[2]《十七岁的单车》以“单车”这一物件联系起两头的普通人物，一边是以“小贵”为代表的进城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