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　背着摄影机去珠峰.docVIP

登山　背着摄影机去珠峰 　　 　　史学增，北京人氏 　　作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史学增用手中的35毫米电影摄影机捕捉了上世纪70年代的登山探险历史事件。 　　1974年，与中科院专家前往三江源完成各拉丹东长江源首次勘察拍摄； 　　1975年拍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新闻纪录片； 　　1977年，史学增跟随托木尔峰登山科考队前往新疆天山攀登并登顶。 　　 　　1975年 　　 　　中国组织了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众所周知，由于1960年的登顶并无任何影像资料，所以这次准备制作一部完整的反映珠峰攀登过程的新闻纪录片。作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我的机会终于来了，1974年11月，我和11位同事携带14台摄影机进藏。我们拍摄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新闻纪录片是目前为止我国投入摄制人员、器材最多的一部新闻纪录片。 　　刚从三江源完成了各拉丹东长江源头勘察拍摄任务返回北京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拍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新闻纪录片的任务。能够去珠峰拍摄纪录片是埋藏在我心中多年的夙愿。临行前，全厂职工为我们送行，邓小平同志在首都体育馆接见攀登珠峰的负责人和部分记者，他说：“不管南坡、北坡都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要做好科学考察工作……”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这次登山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摄制组的主要成员必须登上新的高度，拍到生动的镜头，让全国人民第一次看见珠峰顶上的真实面目和我国登山运动员的英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5000米大本营内，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为突击登顶峰的队员讲授摄影技术，并进行实际操作示范，就假设的顶峰地形，手把手地让登顶队员掌握现场拍摄方位，到登上顶峰时，能把最关键的镜头拍下来。 　　当大本营队员们背上背包，左手持冰镐，右手紧握拳头，在五星红旗下宣誓时，我憋着气举起摄影机，给每位主力队员抢拍一个大近景，作为历史的见证。谁都明白，这次登山活动随时会发生不测，万一有的战友回不来了，在未来影片中也会留下他们的英勇形象。后来当他登到8500米时不幸牺牲了，他的牺牲在登山队员们的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在我们的同行中，刘永恩、彭岭同志分别爬到8200米和7600米，摄下许多珍贵镜头。刘永恩同志在8200米的山坡上，身背的氧气瓶被狂风吹飞了，但他仍在8200米死亡线上坚持工作三天三夜，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以至后来吐血。他们两位是我国登得最高的新闻记者，登山史上应该记上这一笔。 　　突击主峰两次失利，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伤病员增多，昔日的欢歌笑语不见了，气氛显得很沉闷。我们已拍摄了大量胶片，如第三次再登不上去，大家的全部心血就可能告吹。我们一方面安排好突击摄影准备工作，同时把负伤的刘永恩同志和拍完的胶片运回拉萨，向登山总指挥陈明义司令员汇报失利的情况，建议加强后勤运输队，让登顶队员轻装到8200米，以充沛体力再次向主峰突击。陈司令员接受了我的建议，立即派出慰问团和后勤增援部队以保证登顶成功。 　　1975年5月27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胜利喜讯终于传来了。九名男女登山健儿从北坡再次登上珠峰，在珠峰顶上展开五星红旗，经过强化训练的侯生福同志按照事先的镜头设计方案，从队员举着五星红旗摇到尼泊尔境内的洛子峰，作为历史的见证。索南罗布等拍下竖金属测量觇标及遥测潘多的心电图的镜头，有的队员还拍下采集岩石标本的镜头。此时大本营一片欢呼声，山顶、山下的一切激动人心的场景都纪录在影片中。惟一的女队员潘多，在爬到第二台阶岩石区时，一失足险些坠入万丈深渊，她双手像铁钳似地抓住岩石，一只脚找到支撑点，以最大意志又爬上来，这年她已是36岁的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她打破了女子世界登山纪录，是中国妇女的榜样。尚子平主动请战到8000米迎接从顶峰拍下来的珍贵镜头，他不顾一切危险，把已拍好的底片安全地护送到大本营。尚子平同志在以后的登山活动中光荣地牺牲了。让我们记住这些为登山事业英勇献身的同志。 　　登顶底片送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后，洗印车间的师傅们以特有的精心细致，逐个冲洗试片，徐肖冰副厂长和我默默地注视着每道工序，顷刻间主峰镜头洗出来了，激动与欣慰使我们流出了幸福的热泪。此时已是凌晨一点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原来是新华社体育组的胡越同志，他说：登顶的照片没有拍到，向国内外的通稿发不出去，望我厂给以大力支持。我们选了在登顶队员手持五星红旗的最佳画面的胶片上，剪下两格底片当面交给胡越同志，向国内外发了通稿，证明中国男女九名运动员再次登上珠峰。 　　在我们日夜紧张地编片时，从国家体委传来了周总理的指示：“九位登顶峰的队员，一定要有近景镜头，让观众看清楚。”总理的指示使我更明确要突出九位登顶英雄，在大本营宣誓时我就给他们每个人都拍了一个大近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