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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片《暖》改编之我见 　　霍建起的影片《暖》改编自莫言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在《暖》获得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金麒麟奖和第23届金鸡奖(2003)最佳故事片奖的同时，本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也成了《暖》的囊中之物。可见，本片的改编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的确，把一个不足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充盈为一个完整丰满的故事，且文字纯美生动，自然需要相当的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片的改编无可挑剔。相反，笔者认为《暖》的改编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主题的肤浅化和改编技巧的不成熟两方面。 　　 　　一、主题的肤浅化 　　 　　提起改编，与原著的关系问题似乎是无法回避的。有学者撰文指出“改编有一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就是忠实原著。当然，这里说的忠实原著并不是指照搬原著，而是从现时代的要求和对原著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深刻理解出发，使改编的影片得到创造性的电影处理。符合电影艺术的要求。”《暖》的改编秋实(即思芜)也说：“从思想内容上说，在总体上是应该‘忠实’的，你是因为认同这篇作品才对它进行改编，首先不应歪曲和否定作家的思想。但是不同的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解读不完全相同。读者与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也并不一定一致……这种时候。编剧应该按照自己对作品的认识来改编作品……”对以上观点，笔者基本认同，原著是改编的基础，自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但适当的延伸和改变也是允许的。正如思芜在对池莉的《生活秀》进行改编时，对来双扬与卓雄洲分手原因所做的改变就十分高明，尤其是将原著中二人友好握手言别、平静相向而去改为来双扬在大雨中毅然走下车、狼狈摔倒在地，并大喊：“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不仅使剧情出现高潮，而且也更好地刻画了来双扬作为下层女性，外表精明泼辣，内心却传统柔弱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改编基于对女性心理的细腻读解和深层把握。比原著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但对《暖》的改编，笔者却不敢恭维。小说《白狗秋千架》，正如莫言的其他作品一样，是以充满苦难的中国农村为叙事背景，以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隐忍精神的中国农民为主人公，作品中不仅寄托着莫言对农民真挚的理解、同情和热爱。也隐含着他对农村文化、对农民性格深切的忧虑、怀疑和反思。在《白狗秋千架》中，主人公暖纯洁美丽，本是众多优秀青年倾慕的对象(蔡队长、井河)，却因荡秋千时绳子断裂，落在刺槐丛中，被槐针扎瞎了右眼。从此开始了不幸的人生：放弃梦想、放弃爱情、下嫁哑巴、又一胎生下三个哑巴男孩……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没有美丽，没有梦想，没有能相濡以沫的丈夫，甚至没有健康活泼的孩子，那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生活对于暖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了。而残酷是否是生活的本质所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却不是莫言想表达的主题。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结尾，当井河告别了哑巴踏上回家的路，却被白狗引入到隐秘的高粱地里，只见暖已“压倒了一边高粱，辟出了一块空间”，“看我进来，她从包袱里抽出黄布，展开在压倒的高粱上”，她向井河诉说了生活的不幸与精神的压抑，并大胆地说：“……你也该明白……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读到此处，读者的内心受到的强大震撼使我们同情暖的遭遇，却又不得不掩卷长思：这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对不公生活的反叛，还是听从内心召唤。对人性的深刻复归?抑或是尚未觉醒的深刻愚昧?而更可悲的应该是哑巴。他虽没有语言能力，却丝毫不失作丈夫的尊严，平日里甚至不允许暖和别的男人说话。但同时他又是明白暖的，当暖拿着包袱出门的时候，他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可叹的是他竟也认同暖的想法，否则。当他向井河提起暖的时候，就不会：“摸摸自己两个黑乎乎的乳头，指指孩子，又摸摸肚子”，甚至他送给井河的那把刀，笔者认为也并非出于对井河的警告，而是用于砍倒高粱的工具。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孩子，竟允许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这对任何一个丈夫而言，都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是男性尊严的丧失。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国吴越地区自宋代已开始流行的畸形“典妻”制度，想起沈从文的《丈夫》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可悲的丈夫形象。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传承重子嗣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暖和哑巴作为保守的农民，自然无法逾越。因此，莫言在《白狗秋千架》中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民性格的深切反思，寄予了个人厚重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批判性质和精英立场。 　　但这种批判性质和精英立场在影片《暖》中却消失殆尽。《暖》被改编成了一段对往事的内疚追忆，一个等待与背叛的老套爱情。一曲个人情感世界的感伤呢喃。如此的改编和编剧对作品的理解有关。秋实表示说：“在剧本中，哑巴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他和少年井河同样喜欢暖。虽然他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他有自己的方式和耐力，命运捉弄了暖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