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体制大争论.docVIP

发行体制大争论 　　有一位长影的导演叫王逸，讲到激动的时候，从会场搬了一把椅子到主席台，自己站到椅子上，慷慨激昂地说：制片厂既要权，也要钱！ 　　 　　上影厂1977、1978两年的生产恢复比较顺利，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创作高潮也逐渐形成。但是在这个时候，传统体制的制约作用也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集中起来看，就是现有体制满足不了生产扩大的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电影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到1978年前后，随着生产恢复，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 　　从50年代初开始，电影厂就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制片厂的生产利润要全部上缴市财政，而电影厂自身的全部基建资金和制片投入都由上级政府拨给。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厂作为一级生产单位，其经费支出和投入实际上是脱节的。同样，从建国初期开始，发行公司对每部影片始终实行固定售价结算，一部彩色故事片的购价是70万，一直到1979年，从来没变过，并且不以质论价，好坏都一样。但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电影厂基建和制片成本却在不断上涨。比如50年代末，一部彩色故事影片的平均成本是24万左右。重点影片，如《林则徐》这样有战争场面的古装片，成本相对较高，达到了39万；而到了1978年，一部普通故事片的平均成本就要53万。按照70万的收购价格，50年代末的重点片尚且有30万的利润，而到1978年，一部卖的最好的影片，平均利润也只有十几万了。这样就造成制片厂的入不敷出。所以在70年代末，每次开厂长会议的时候，都有人叹苦经，感到压力太大。1978年前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人们胆子大了，思路也活了，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但一改革，势必对既得利益者发行公司造成冲击。双方相持不下，文化部电影局只好出面协调。 　　这样，从1978年到1979年，电影局断断续续召开了7次制片厂与中影公司的联席会，头几次只有厂长和经理参加。后来又召开扩大会议，邀请一些导演、制片人、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参与进来。会上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有时甚至到了面红耳赤、剑拔弩张的地步。记得有一位长影的导演叫王逸，讲到激动的时候，从会场搬了一把椅子到主席台，自己站到椅子上，慷慨激昂地说：制片厂既要权，也要钱！所有与会者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当时，一些厂长结合苏联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按比例分成的设想。这里面还涉及一个影片版权的问题。此前，中影公司70万收购价是包括影片版权的，但每部影片都有它特定的发行规律。比方讲，一部影片每5―10年就可以重复发行一次。仅《林则徐》一部影片，十七年间两轮发行的观众数就达到5亿人次，按照当时电影票2角或4角的平均价格算，《林则徐》前两轮发行收入就有1―2千万，而上影只拿到70万。这几次会议开过以后，电影版权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影片生产出来以后，还是由中影公司收购，但产权却归属制片厂。 　　但是，当时提出分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机会是不成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必要的制度和法规保障，这个分成比例，按照什么来测算？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标准是什么？再者说，制片和发行是两张皮，电影院卖出多少票制片厂怎么会知道？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最需要的往往是彼此互相谅解，多站在对方立场上想问题，进行理性沟通。 　　况且，在影片生产过程中，导演应该有一定自主权，因为艺术创作总还要讲即兴发挥，讲灵感，应该允许艺术家有自己发挥的空间。如果把预算看成铁板一块，在拍摄过程中只能按照分镜头规定，一个镜头也不能改，这样就没法谈创作了。而在“文革”结束后头几年，我们制片生产的一个很重要使命是培养新人。既然是新人就要允许人家走弯路、犯错误。没有教训就谈不上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成绩。所以当时，我们上影内部有个规定，允许导演有20―30％的镜头可以不按分镜头拍摄。这就可能出现废片，但这种消耗是必要的，合理的，不能算作浪费。 　　1979年，有人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就是所谓的“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收购办法。之所以说是一种折中，是因为它包含前后两个步骤：第一步，中影公司对影片收购还是保留原每片70万的传统价格，以预支款方式付给制片厂；第二步，根据每部影片的实际发行拷贝数，第二年再次结算。每部拷贝摊带的成本费，当时定为9000元。这样，质量优秀，发行拷贝数量大的影片，就能获得更高的收购价格。所谓优与不优，绝对标准实际上很难划定，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只能依据一个大体的范围确定。当时，发行拷贝数分成几个等级，100个以下是一个价；100―150个拷贝是一个价；一般能卖出200个拷贝的，就算是优秀影片了，情况更好的，能卖到250―300个拷贝。1981年，上影的《喜盈门》曾经卖掉4212个拷贝，包括35毫米、16毫米和8毫米几种不同规格，创下了国产片发行最高纪录，给上影带来了3000多万的收入。这项收购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