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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统音乐现状　纵论文化遗产保护 　　2008年7月15日至20日，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山西省文化厅主办，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召开。本届年会共有210名代表参加，在4个按照专题设立的分会场上，共有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69所高校的132位代表提交了自己的论文。此次年会参与人数之多，代表来自地域之广，性别、年龄比例之均衡，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生机与活力。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现以专题为分类，选取部分文章进行介绍： 　　1.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仪式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仪式化展演过程》中谈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等同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常常同口头传说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事项彼此难分。倘若我们看到“表演过程”与“仪式过程”二者之间包含的某种共性，便可将“仪式化展演过程”作为一条纽带或环链，将表演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环境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纳入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审视。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在《仪式音声之民族志构建──内蒙古西部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考察与思考》中讲到，内蒙古西部既是历史上“秦直道”的北段，又是昔日“西口路”的必经地和目的地。这里蒙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雄厚。作者企图从整合的视角，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梳理、研究，以期达到总体的概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论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两阈结构”模式》认为，祭祀仪式的场域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模式，这就是由“凡俗阈”和“超凡阈”构成的“两阈结构”模式。所谓“凡俗阈”，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间阈境（人间世界），是仪式场合的现实空间；所谓“超凡阈”，是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阈境（神鬼世界），是祭祀者观念中（或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文章以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说明“两阈结构”中音乐作为一种包含观念、行为和声音的特殊现象，是怎样以其特殊的观念“意向”、行为“指向”和声音“效应”达到沟通、调和两阈关系的。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广西壮族“魔仪”音声描写为例》以作者对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场域中“超验”现象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作为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之例，讨论：（1）“身体感”及其带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uctivity ）或“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作为仪式音乐田野研究体验基础的“感性”（somatic ）能力及其合法性；（2）仪式场域的“默声”现象，作为整体“声谱”的一部分是否应该被表达，而前述基于“身体感”的体验又如何表达之？（3）体验作为田野研究的话语实践，如何能使音乐研究真正成为对音乐实践活动自身的“趋近”，其观察、自省、批判、对话的整体研究又将对音乐学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在《重构声音》中讲到，沿袭欧洲乐器学理念的音乐学研究，通常不包括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但对于中国民俗事项的阐释来讲，尤其是对发生在乡村仪式中的音乐来讲，打击乐器却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器就没有乡村仪式。那些专业音乐家概念中的声音与局内人概念中的声音，常常有一定距离，甚至背道而驰。 　　香港城市大学罗明辉《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从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谈起》根据有关香港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结合洪朝仪式音声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文本资料的建构、理论架构的依据等方面，探讨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香港道乐团刘红《仪式音乐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判定》围绕在田野考察中，考察者如何掌握和判别自己的身份、角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田野工作的概念；（2）田野考察者于本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3）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如何判定；（4）田野考察的目的。 　　2.传统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耀华《关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后”的思考》论述了作者在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教材的过程中，将中国民族音乐四大集成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作了一番学习，在对“集成”的巨大贡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对“集成后”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学科架构、规划和愿景――音乐人类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为个案，讲述依托上音的优秀学术传统，该学科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