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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法庭片 　　法庭与电影，天然地具有着相似的本质。当我们把固定的法庭想象成一块银幕，会发现它也如电影一般，力图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向观众（陪审团）展示一段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每一个律师都是一位导演，他们选取了对自己的观点最有利的片段，并把片段组织成一个逻辑完整的故事。而法官显然是一位出色的制片人，他约束着两位针锋相对的导演，让他们对事件的述说不至于偏离真相太远。当然，还有陪审团，这群特殊的观众，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内心良知选择相信哪位律师；而律师们，正如好莱坞体制下的导演，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得到这些观众的认可。 　　早在卡普拉的《迪兹先生进城》中，法庭戏部分就是影片的高潮所在。而约翰?福特的《青年林肯》，虽然形式上依然具有他的西部片的特质，类型上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法庭片。进入新好莱坞时期以后，一些其他类型的电影，比如《克莱默夫妇》《性书大亨》《飞行者》，法庭戏都在其中占有着不小的比例。法庭片不仅有着精彩好看的故事，透过它我们还能一窥美国的法律文化。 　　《12怒汉》――合理怀疑与民主讨论 　　《12怒汉》是吕美特于1957年执导的处女作，他凭借该片捧回了柏林金熊奖。 　　一个在贫民窟里长大的18岁少年，却被指控谋杀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一切证据都对他不利，有两个目击证人指证了少年，凶器也被认为是少年之前买的一把匕首，就连少年的辩护律师也无心为他认真辩护。少年被定罪看来已不可挽回，只剩下最后一个程序，由12个从事不同职业、互不相干的人组成的陪审团，将最后讨论他是否有罪。 　　有十一个陪审员已做出有罪判定，只有八号陪审员反对。他虽然提不出具体理由，但坚信不能如此草率就决定一个人的性命，他的信念赢得了九号陪审员的支持。随着讨论得以继续，原先看来证据确凿的案件被发现了疑点。这些疑问虽不能直接证明被告的清白，但足以让一个又一个陪审员产生合理怀疑。最终八号陪审员说服了其他十一个人，陪审团一致认定被告无罪。 　　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过的一项重要原则，要求对被告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不能定罪。《12怒汉》中始终强调的“合理怀疑”，正是要求陪审团判断法庭上所呈现的证据，是否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 　　影片中，陪审团对大部分证据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这在现实的审判中是无法想象的。虽然也有一些证据已经进入庭审程序，才被质疑是非法和不真实的，但大多数情况下，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应该在庭审之前就得到确定。尤其是那些非法但真实的证据，比如刑讯逼供获得的物证，进入庭审程序后，哪怕法官宣布该证据无效，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陪审团的判断。 　　也许影片更引人深思的，是对于陪审团制度的展示。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求十二个人达成统一意见。这十二个人身份背景与阶级地位各不相同，也没有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然而就是通过理性而不带情绪与偏见的讨论，最终取得共识。陪审团制度本身就是一部媲美任何好莱坞电影的美国神话，在这里，阶级的差异可以凭借理性的讨论而消除，矛盾对立情绪能够倚靠对法律和正义的信仰而弥合。所以，虽然这十二个怒汉一再因为观点的对立而爆发语言冲突，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三号陪审员险些就对八号拳脚相向，但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回首十年后的《逍遥骑士》，甚至不需要交谈，直接凭着主观的厌恶就轻易开枪杀死对方，让人感慨社会的变迁和分裂。 　　《纽伦堡审判》――实证法与自然法的悖论 　　《纽伦堡审判》是社会派导演克雷默于1961年拍摄的电影，该片群星云集，以一种鲜有的深度探讨了个人在一个扭曲社会中所应担负的责任。 　　美国法官海伍德来到纽伦堡，参与对德国四个法官的审判。四人中，德国前司法部长简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官和学者。年轻的辩护律师鲁尔夫在大学时代就是简宁的崇拜者，而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辩护还给德国人以尊严。 　　在纳粹执政期间，简宁曾批准对一个少年实行绝育手术，并且因为一个犹太商人被怀疑与雅利安少女发生性关系，而判处那位犹太商人死刑。这两次审判，都是根据纳粹颁布的法律作出的。鲁尔夫认为简宁不过是履行了法官应尽的职责，并且正是因为简宁，避免了更多无辜者的牺牲；然而简宁却站出来自认有罪。 　　在庭审过程中，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已露端倪，美国政府暗示海伍德法官轻判简宁等人，但最终，海伍德法官本着正义和刑法的宗旨，判处简宁四人全部有罪。 　　《纽伦堡审判》改编自历史上真实的纽伦堡审判，在这场审判中，“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首次作为一类罪名来指控犯人。然而这两项罪名是直到二战结束后的《伦敦宪章》才被正式定义。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一个行为之前没有法律规定说是有罪的，那么就算事后制定出一个法律说这个行为有罪，也不能用来惩罚法律制定前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所以，正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