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细节的叙事分析.docVIP

纪录片细节的叙事分析 　　[摘要]纪录片细节在叙事学视野内有着深层的理论基因，它采用特写和重复两种叙述手法，既是叙事因素，亦作为修辞策略，共同建构着纪录片细节性叙事的表意机制和叙述张力。 　　[关键词] 纪录片 细节 叙事 重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3.004 　　 　　一、叙事学视点的确立 　　 　　运作任何一项研究项目，视点、角度或曰参照系的确立至关重要，对纪录片细节的研究亦如是。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内容层面对细节作出论断，以恩格斯为代表，其在《致玛#8226;哈克奈斯》中不无预见地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尽管并非针对纪录片作出论述，但这个表述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乃至纪录片的影响至深。叙事学的重要概念“话语”和“故事”并不与现实主义的“形式”和“内容”严格对应，恰恰相反，“故事”与“话语”的明确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现实主义文论“内容”与“形式”二分法认识的深化。更进一步看，话语和故事有着更深厚的内涵和更丰腴的意蕴。很显然，本文不想拘囿于现实主义文论或叙事学的单一视点，这样只会加宽认识误区、加深思维局限，而应秉持现象与本质结合、内外一致的辨证认识论，既从现实主义着重的内容层面，亦从叙事话语层面展开纪录片细节的双向互动分析。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细节在纪录片中从属于内容和叙述技巧两个层面，纪录片细节叙事分析具备了故事和话语的双重色彩和“韵味”。 　　一直以来，借用叙事学的关键理论术语和理论策略进行影视叙事研究总会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这种研究之所以成为方法，正在于它或多或少对厘清影视艺术叙事不无裨益，对真理的追求也是如此一步步于坎坷中向前“逼近”的。 　　 　　二、纪录片中的细节化叙事方式 　　 　　非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学到艺术，从艺术至宗教，甚至最为崇尚理性的科学领域也有叙事行为。已经有所明确的是，纪录片叙事与虚构故事叙事的最显著区别便在于其纪实性征兆，纪实性作为叙事的基础性根基保持了纪录片生生不息的生命潜力。“关于电影形式真正成问题的是：电影创作者能否利用背景中的细节来取代大部分的叙事结构”。[1]在这里，梭罗门的意思不是让细节完全充溢整部影片，掩盖了结构，而是想强调电影细节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特征，能发挥良好的叙事作用，甚至可以取代一些不必要的叙事结构，以使整部影片显得结构紧凑、叙事流畅。电影情节只是具有展示作用，细节才具有揭示作用。 　　从叙事人称来看，纪录片的叙事人称以第三人称叙述为主，有着宽泛的叙述扩展容度，能有节奏、有目的地展现所记录人物和事件的丰富层次。其中，外部行为动作映现的内心动机揭示尤具魅力，但必须建立在客观观照和如实记录基础之上。与虚构叙事的故事片不同，纪录片于人物内心挖掘上不占优势，正因为不占优势，所以只要能发掘出来就极具张力，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正是依托纪录片细节来揭示人物内心凸显张力，在实践中建构与验证着纪录片细节性叙事方式的存在。 　　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在纪录片中比较少见，孙曾田编导的《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是为一例，该片中的柳芭以画内“我”的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主人公柳芭既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也是叙事时的唯一人称，彰显着纪录片在叙事技巧结构上的叙述张力。第一人称纪录叙事在发掘人物自身内心状态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在叙述的深广度上却受到限制。 　　第三人称的“他者”叙述者隐匿不见，实则广泛深入各叙述层面；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现形画内，具体的叙述声音（即叙事视角、聚焦者）仍然类似第三人称的“他者”，这就导致了很多误解。在这里，我们不能一再模糊叙述人称和叙述声音、叙述者和聚焦者的区别，叙述者是作为文本结构而存在于整体文本构架之上的，而聚焦者则是生存于文本内部的具体人物的特定视角，它从属于叙述者。 　　纪录片细节性叙事方式的生存魅力在于，通过解读细节我们能发现隐藏于纪录文本的叙述者保有何种态度、思想和价值倾向，最终达到读解整个纪录文本的目的。很明显，这个叙述者是“纸上的生命”，只存在于纪录文本内，与实际生活中的编导、作者不在同一世界。区别叙述者和作者（纪录片编导）的重要意义即肯定了文本机制、叙事结构的自足性，使传统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经验表述文本进入科学理性的轨道，避免了批评者解读文本时对编导的主观成见和经验式判断。 　　在纪录片叙事结构中，隐含的叙述者仍然不时地会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发挥叙述者干预功能，纪录片中的细节便是干预功能的影像呈现方式。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功能主要包括：叙述、交流、证实、说服功能和叙述者干预功能，其中，干预功能在文本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能有效阐释叙述者的看法和态度，也能有助于接受者和读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