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本质问题的再思考.docVIP

人格权本质问题的再思考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间有一个关于体系方面的重大争议问题，就是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编，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看起来不太一样的意见。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人格权应该独立成编，他们起草的有关建议稿草案也确实将其独立成编。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人格权非常非常重要，不让它独立成编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长期形成了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看法，认为民事权利一分为二，即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物权和债权，人身权就是人格权和身份权，这是四大权利。知识产权比较特殊一点，我先把它摆在一边，当然知识产权从它的本质来讲，我也有看法，严格来说它是物权的一种类型，是类似于物权的权利，也是一种支配性财产权，只不过是无形财产权利。既然德国民法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权利类型划分依据，而这个类型又非常非常确切，为什么在法典编纂的时候物权、债权、身份权都独立成编了，人格权就不能独立成编呢？同时人格保护又是个潮流，非常重要，他们有这样一个意见，当然是非常清楚了。 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反观点，认为不能够独立成编。其理由主要的还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认为人格权和自然人主体本身实际相联系，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之中比较好安排；而且也有一个考虑，认为人格权内容比较少，只有那么几个条文，独立成编不太好看。但是我们知道，两个意见比较，反对意见显得不是非常充分。好看不好看只是个形式问题，不能够影响实质。因此在两派意见争论期间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实际上是占了上风的，所以也被官方草案最终予以采纳。 在这场争论中间我个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某一个立场上，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没有弄懂这个问题，不太明白。看起来独立成编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但是我有一个始终解不开的疙瘩，一个疑问，使我不敢轻易的做出断定：就是从法国民法典开始――当然罗马法也一样――为这个问题，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台湾地区民法典……所有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民法典，没有一个民法典对人格权做出正面规定，没有！或者说有些法典我没有看到，总而言之，没有法典这么做！所谓没有规定人格权是指法典上从来没有正面的对人格权问题进行确权的规定，比如说享有生命健康这种权利，从来没有。我们只看得见主要在损害赔偿，侵权责任部分对人格进行保护的规定，当然就更谈不上把人格权独立成编，更没这种做法。正面规定都没有，怎么独立成编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他们都发疯了，还是都很笨？所以，问题其实已经提出来了。作为支持者就这样解释：挺简单嘛，那就是人格权问题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情。 当然这个理由也不是很充分。我们知道人格权这个概念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理论的研究成果，确实是这样。但是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可以不提出人格权这个概念，但生命权，健康权等这些权利本身是存在的，在概念出现前就存在，所以不规定人格权不是因为人格权这个概念没有出现，是不可以这样来思考的。 他们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些传统民法典重物轻人，重财产轻人格，忽略对自然人的保护，包括法国，德国民法典，统统都是这样。这样的理论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学者的发明，大家可以看一看德国民法总论，有些德国学者也提出这样的问题――重物轻人，就是角度不一样而已。 那么这样的指控是不是能够成立？我总觉得是非常的武断。你怎么知道它重物轻人？制定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时候，那些立法者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思想？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过。说他们重物轻人，仅仅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说他们没有规定人格权―――为什么没有规定人格权，因为他们重物轻人――这不是一个论证问题的方法！你没有论据！你怎么仅仅根据他没有规定就断定他有重物轻人的思想观念呢？这个是没有根据的。所以我就不相信这个“重物轻人”，特别是在徐国栋教授提出来人文主义、物文主义之后。其实大家又注意这个人文主义、物文主义，按照这个划分标准，法国民法典恰恰还是人文主义呢。我们知道法国民法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当时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盛，这样一种情况下，这样一部充满人性，人权思想的法典居然会忽略对人格权的保护，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可能武断的用一个论断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我回答不了，想不通。 这个问题还不能很好回答，如果我们的学者就来进行创新，一方面承继他们的立法体系，另一方面大胆创新要将人格权独立成编，这里恐怕问题很大。创新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要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我一开始不能够发表意见的原因。 我后面慢慢有一些思考，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个小事情。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学者提出建议稿的时候有一个分工，把民法典总则部分交给梁慧星教授牵头组织人来撰写，而梁慧星教授这个课题组我参加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