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陪你去自首”刍议.docVIP

媒体“陪你去自首”刍议 　　近些年来，在逃犯罪嫌疑人员寻求媒体主持人、记者帮助，一起去公安机关自首的事件不断发生。虽然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结果大都是好的，“陪你去自首”一般都是故事的结局，但是关于媒体究竟应不应该介入、怎样介入的争议一直存在。 　　2001年浙江杭州，一名在逃已经两年的持枪抢劫者想自首，但又怕被判重刑（当时与他共同犯事的还有五人，其中两名同伙在持枪拒捕时被击毙，另外三人都已落网，其中一人被判处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他在走投无路时，给《都市快报》的女记者程洁写了一封匿名信，想知道大概会判多少年刑。此后的一个多月，在报社和警方的指导下，程洁对这个在逃人员进行了耐心的“劝降”，终于使他向公安机关自首。 　　2004年9月30日，一名因斗殴伤人而外逃的男子张某，禁不住中秋节对母亲的思念，拨通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夜阑情深―――刘云热线”，倾诉自己的痛苦。在电台主持人的劝导之下，他终于鼓起勇气向警方投案自首。 当晚7：30，在媒体的帮助要求下，警方破例派人陪张亮回家，让其与亲人进行了短暂的相聚。 　　2005年11月7日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到后怕。楚天广播电台“先锋新势力”的栏目主持人接到一名自称是他忠实听众的在逃人员的电话，要求见面跟他聊一聊。决定赴约的主持人并不知道这个在逃人员居然身背两件命案。虽然5个小时的交谈，主持人冷静处置、巧妙周旋，还智取了对方身上带血的尖刀，最终说服此人自首，但是事后无论是警方还是主持人本人，都是一身冷汗。 　　同样是在200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节目主持人向菲在7个月内感化三名在逃人员自首的故事更引人注目。其中一名嫌疑人已经在外逃亡了整整12年。主持人向菲认为，自信和爱心就是一种魅力，是媒体公信力让他们选择了向主持人倾诉，所以她也得用最好的状态去帮助他人。 　　2006年底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引出了很多争论的话题。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栏目记者历时3天，在警方的密切配合下，劝说潜逃两年半的犯罪嫌疑人姜某投案自首。但是也正是此举引出了学界的一些争议。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称提前请警方在附近“埋伏”有“出卖”之嫌，详尽报道对以后的劝逃工作不利。记者很委屈，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法律与道德的完美结合；警方很生气，认为专家的言论对记者不公平；而徐友渔则坚持认为，他的评论已经很客气，这样所谓的 “自首”对以后的“劝逃”工作并没有好处可言。 　　大家各执一词，实际上争论的就是媒体介入在逃嫌犯自首过程中从未寻到平衡点的角色难题。当面对一个有倾诉欲望的在逃嫌犯，对待他们的“信任”，是否应该有底线？如果有，是怎样的底线？媒体是否有义务和责任去做自首的说服工作？提前与警方联系并在附近埋伏是“告密”还是公众责任？独立“劝降”是否属于知情不报？在与这些嫌犯打交道的过程中怎样保证媒体从业人员的自身安全？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后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媒体的挣扎依然。 　　一、媒体应有作为。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媒体不必有太多的犹豫。因为在公安机关的强力追捕之下，在逃人员的心理防线、精神状态基本濒于崩溃。许多在逃人员是激情犯罪，冲动所为，事后惶恐后悔的占了多数。其中许多人在亡命天涯的路途中牵挂亲人，却根本不敢有打电话或者探望的念头，也根本无人倾诉。法条中对“自首”的阐述是：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也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而在逃人员中大多对于法律、法规非常陌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犯之事将受何等处罚，甚至也不知道向警方投案自首将意味着从轻处罚。 　　主持人、记者作为媒体公信力的承载者，为公众所信赖，其中也包括这些在逃人员。这就为主持人、记者来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前提，在特定的时候，媒体承担起了对在逃嫌犯引导的责任。此时的媒体应有所作为，责无旁贷。而由于媒体的传播效应，这样的事情处理得好，会形成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更多的在逃人员主动归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2006年7月16日，负罪逃亡了十年的金华永康籍犯罪嫌疑人姚某找到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范大姐帮忙”栏目，找主持人范大姐倾诉、寻求帮助。在栏目主创人员的说服陪同下，姚赶赴200多公里外的金华永康投案自首。应当事人的请求，该栏目协调永康警方，带姚某回了一趟十年未归的老家，面对十年之后带着手铐回来的儿子，姚某的老母亲泣不成声。以此为内容的“陪你去自首”节目连续播出了三期，引起强烈反响。同时，永康市人民法院、永康市人民检察院、永康市公安局三家联合发布《敦促在逃犯罪分子限期投案自首的通告》。具有特殊亲和力的主持人“范大姐”接受警方的邀请，担任规劝引导人员，随同警方走访在逃人员家庭，向家属讲述姚某自首一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