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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对男性要求些什么 　　[摘要]小说《淡绿色的月光》反映了对现代社会女性意识的关注，现代社会男女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女性对传统意义上男性概念和现代意义中男性概念认同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无法实现和满足，这是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生活模式转型产生的矛盾。 　　[关键词]性意识；意义附加；文化积淀 　　 　　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关系问题是许多文学作品所热衷的话题。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反映女性生活状况和心灵世界的作品以及女性作家的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意识”也开始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淡绿色的月光》的作者须一瓜是一位女性，她运用流畅美丽的语言，以女性所独有的敏锐触觉，深入到了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女性心灵深处那细微而不常为人所察觉的角落。 　　在小说中，芥子和桥北原来是那样的幸福，而他们最终的不幸来源于一场意外的入室抢劫，桥北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让芥子和自己一起面对拙劣的劫匪时选择妥协。从此，在芥子看来那个能够保护她呵护她的男人便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桥北，芥子想从理智上选择爱继续他，可是在感性上面对他却只能是莫名的遗憾和麻木。女性是感性的动物，芥子面对桥北的那不变的爱无法再次接受。芥子的心理反映了女性心里的一个普遍憧憬――对男性概念的意义附加，即希望男性等于伟岸、勇敢，具有奉献精神，拥有保护意识。 　　历史恰恰走了一个轮回。20世纪中后期，女性第一次警觉地发现，多少年来女性之所以没有确立自我价值，是因为男性中心理论的预设和女性概念边缘意义的附加。1970年，凯特?米勒发表了《性政治》，她说女性成了“一团肉，一条蛆，没有脚的玩偶。男性只有在对女性的暴力和杀戮中才能重塑英雄形象”。 　　桑德拉?吉尔和苏珊?古巴合写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一句话就是“笔是隐喻性的阴茎吗？”作者指出，在父权制的西方文化中，写作是男性的，他的笔就像他的生殖器一样是具有生殖能力的工具，具有创造后代的力量。男性作家不仅是其文本的拥有者也是他文本中人物、场景、事务的拥有者。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提倡和树立了这样的观念：无论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讲，妇女都是不可能从事写作的，如果创作力是男性性特征的延伸，那么妇女显然就不具有写作的能力。这一观念从思想上禁锢和剥夺了妇女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作者指出，自夏娃以夹，所有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被父权制神话描绘成由男人和男人所创造。父权制文学传统为妇女设定的形象就是“天使”和“魔鬼”两类，如果他们不能有天使般的行为举止，那么他们就必定成为魔鬼，这种形象在19世纪文学作品中达到了极致。 　　弗洛伊德更是为女性主义者批判的矛头所指，因为在弗洛伊德提出了“阉割情节”和“阴茎妒忌”理论。弗洛伊德指出，女人们认为从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觉得自己那儿的物件被砍断了，遭受到了不应得的挫折；许多女儿的怨恨归根到底是责怪父母将她们当作女人而不是男人带到世界，女儿的怨恨被解释为发现两性生理差异后的心理反映，即女性阉割情节。女性发现自己被阉割的状态导致了心理的巨大沮丧，从此，她们变成了阴茎妒忌的受害者。这一潜台词是：女人是不完整的或者不完善的男人，而男人却是规范的标准的。这样，女性之于男性不是A和B的平等关系而是一个A和A－,A是中心的、完整的，A－却是边缘的、匮乏的、含混的、闭合的。 　　由此，女性主义作家提出了“以血代墨”的著名观点，即身体写作。在她们看来，只有女性的身体感受是独特的，这是一种试图解构符号世界中性别身份与地位的命定色彩的工具。 　　历史发展到今天，很少有人仍然认为任何一种特殊社会领域是男性的专利。在文学殿堂中，有关女性生活和心理发展状态的文学作品和女性作家不胜枚举。不管在社会上、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作品中，女性的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尊重。就在这样的大好环境中，女性作者须一瓜还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在女性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让小说中的芥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看着婚姻和爱人离自己远去。许多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芥子不明白，桥北不明白，警察谢高也不明白。在笔者看来，这个矛盾表现为女性对传统意义上男性概念和现代意义中男性概念认同的偏差，这种偏差导致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无法实现和满足，这是历史文化积淀与现代生活模式转型产生的矛盾。 　　芥子拥有传统女性的思维，她的思想模式恰恰是女权主义者所批判的男权中心主义。她依然认为是男性是伟岸，是中心，是强大的。在家庭中，他应当是能够保护女人和孩子的一切，芥子甚至要求警察谢高的那个男性同事面对几个持枪歹徒时应该以一人之身保护好车上所有的人，因为在她心目中，警察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像男人在家里的地位。当谢高告诉芥子当时那个警察只有一个，他也是人，寡不敌众，但是芥子仍然幻想也许他的反抗行为能够带动其他乘客的反抗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