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觉悟与反思.docVIP

启示、觉悟与反思 　　一、编辑主旨 　　 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程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任何形式的发生、存在或发展，源自于思想。学术研究正是人们思想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的科学性、系统性的体现就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因此，没有思想便没有学术，没有学术更没有学科的建设。 　　 学科的完善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学术研究的思想本质决定了其认识论的属性。人类思想的发展正是我们对事物及自身认识的不断变化过程。由此，学科的成熟与发展基于其对学科自身认识的不断完善。 　　 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对于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的动力，来自学人对自身思想、学术及其学科的不断反思。反省、思考和总结历史的“得失”、“功过”是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过程。 　　 笔者曾论述，音乐人类学（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或称民族音乐学）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调整和期待完善的过程，其作为学科的出现虽然横跨两个世纪，而实际时间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这个“质”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产生，在这个“量”的积累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不断地自我斗争、否定，再斗争、再否定，一个接着一个理论和思潮的出现和被重新审视，正是如此，量变达到了质变，音乐不再是娱乐、不再是物理、不再是技术和形式，也不仅仅是审美或教化，而成为了文化，成为了我们人类精神和物质总和中的重要部分。①正是这样的学科发展性质和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音乐本身，对其受影响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对从事音乐活动中呈现的行为方式、态度和观念，其根本是音乐行为的主体――人，有了更为丰富、深刻和多样的认识。这也就是音乐人类学所具有的人文性质的核心。 　　 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是与上述的国际学术思潮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国内的社会环境变化紧密相连的。如果说，２０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具有“曲线救国”思想的改良主义爱国者、音乐学家王光祈在德国将比较音乐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方法介绍到国内，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萌芽的话，那么，１９８０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成为了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虽然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已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告别了比较音乐学而正式确立了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崭新的学科思想、性质和地位，当时我们与国际学术步伐相比稍有滞后，但很快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改革、开放和发展，学术思想和视野的拓展、现代科技带来的信息便利，以及频繁地与国际学界之间的人才交流和学习，３０年后的今天，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同步对话和互动，并也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认识，可以说不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而且“中国经验”探索进程也已逐渐开启?熏并获得了初步的积累。那么，２１世纪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得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发展成熟，并促使具有国际参照价值的特定历史文化特色的“中国经验”的形成？怎样通过“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让世界更全面、丰富和完整地认识中国文化？② 　　 梳理、分析、反思和总结这段历史及其问题，正是文集《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的编辑意义之所在。 　　二、历史回顾 　　 虽然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在中国的“登陆”是在１９８０年，但是具有初步学科意识而进行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即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可以追溯至２０世纪初。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大致的发展阶段： 　　 １．西方视角返观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萧友梅、王光祈为代表，本着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但从西方视角返回来审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萌芽。 　　 ２．中国音乐传统的历史梳理与初步实地考察。刘天华、杨荫浏为代表，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众多传统音乐形式进行历史性梳理，并开始进行田野考察，建立了初步的学科建设意识。 　　 ３．民间素材的采集、研究与创作。与此同时，以延安“左联”音乐家为主体的如吕骥、安波、冼星海，以及沈知白等，在“民族形式、救亡内容”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民歌采风和研究，并从中寻找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凸现了音乐的政治作用，扩展了传统音乐的功能。 　　 ４．音乐形态的科学分析。同样以杨荫浏等为学科带头人，以及于会泳等一批学者，注重于音乐形态的分析研究，大量音乐形态技术分析和音乐品种的分类和体系研究将学科的发展体现为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学术特征。 　　 ５．音乐文化的认知。在前辈学者的带动下，一些中年轻学者随着音乐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都起到积极的作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