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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中仪式音乐的原型结构 　　一、仪式的原型与叙事 　　 　　仪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特别在那些重大的族群性纪念和祭祀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和体验到诸多庞杂的因素。我们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些复杂、盘缠的因素中什么是基本的和根本的。 　　许多民族重大的、族源性纪念仪式属于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展演；其中有许多音乐、舞蹈、“类戏剧”(非“学院派”界定和规定的戏剧)、咏诵、对话等表现和表演。仪式中的有些表演形式，比如乐曲曲调，也可以在仪式以外的场所单独演唱或演奏，但与特定仪式中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仪式中的任何活动必须服从特定的整体结构。在仪式现场，那些表演、程序、音乐、舞蹈、语言、动作、服装等“外在”形态和因素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量化；那些“外在”的形式和因素导源于、服从于一个内在的“原型”(Archetype)。仪式的原型成了现场叙事的主导性权威。布洛克发现，仪式的语言具有一种权力，他以政治家的演说为例说明：演说是一种形式性的东西，在这种特定形式中的“说话”具有非同凡响的力量；不过，那并不说明“演说者”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而是演说形式赋予演说者某种特权。同理，“歌”也是一种形式，它的效果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歌唱者通过演唱揭示“语言性进程”；另一方面，“人们不能与歌发生争议”(Can not Argue with a Song)。这些例子表明，与其说“演说”和“歌唱”具有形式权威，不如说这种权威的力量来自于潜匿仪式中的原型――“权威的特别形式(传统)”。正如仪式研究专家贝尔所说：原型“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仪式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 　　“原型”之“原”(Amhaic)的意思指“原始的”、“原初的”。所以，那些具有族源性纪念和祭祀仪式都包含着原型的叙事特征。这些特性不仅表现为间歇性的“返祖现象”，即在同一个族源谱系的变化和发展中，原型会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和场景中不断闪现；因为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的贮存器”和“记忆的识别物”，内存和积淀大量的原型要素；同时还是特定民族文化传袭的功能性纽带，并成为特定民族或人群共同体藉以划分族群边界、彰显族群认同的工具。 　　人类学对仪式的“原型”研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方向和对不同意义的强调：一是侧重于“经验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功能主义”，强调仪式中现实与现场的“基本功能”(Basic Needs)。一是侧重于“理性主义”，强调仪式“基本文法”(Grammar)的普世价值，代表人物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和埃文斯一普里查德的“结构主义”。利奇将二者整合起来，对仪式中的两者关系做过这样的解说：“局部范围人类的活动可以作为从事经济交易的社会人的活动来分析，他们的特定角色和身份都是与准则行为相联系的，这种经济交易为我们弄清作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政治、法律和宗教制度这整个系统提供了线索。该系统中被描述的‘社会结构’的东西，就是这类被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行为的派生物。”前者重视和强调仪式外部和现场的现实功能与关系转换；后者则重视和强调隐蔽在内部的、具有原型性的“社会结构”。 　　仪式是表达性的，“当我们说起仪式的时候，我们所言说的基本特征就是表达”。仪式的叙事形成了一套表述秩序：一方面那些器物、符号等可以反映出特定民族认知体系，反映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和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特殊的表述模式。就仪式叙事本身而言，有三个基本的表述功能和范围：注释性的符号功能(The Exegetic)、使用性的符号功能(The Operational)、位置性的符号功能(7hePositional)。注释性的符号功能包括调查者和研究者对仪式中的行为者所表现出来的在仪式系统中的行为进行解释，比如仪式中不同的年纪、性别，在仪式中所充当的角色、地位、知识背景等。它们无不具有特殊的意义，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解释，特别是将它们置于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和地方知识体系中去进行解释。使用性符号的功能范围是指研究者对仪式中的符号的使用以及它们的意义，特别是它们在仪式中被格外突显的价值，包括姿态、表达方式、情绪、主事者咏唱的方式、使用的语言等进行观察、询访和判断。至于位置性的符号表述功能和范围，主要指观察者和研究者发现在仪式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和位置感，以便寻找其不同符号来源和意思，即将仪式中的符号集体表述视为一种特殊的语境，以确定符号之间相同和相反的组织关系以及不同的符号所组成的格局。仪式中的音乐叙事也具有在“根范式”基础上不同的表述功能。 　　民族音乐的发生是一种族性(Ethnicity)的叙事。特别对那些无文字民族而言，音乐的口头传唱不独为一种文化传承的纽带，而且形成了独特的表述模式。在一个特定族群的仪式场景中，仪式的所有外在的符号和隐喻性叙事功能都与内部的原型建立密切的网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