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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颠覆了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度 　　图书出版三审制是新闻出版行业多年来号召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它不但决定作者的命运和图书的质量，决定该图书的市场份额，也影响作者的发展前途。三审制对书稿的政治倾向、思想品位、学术或艺术价值、结构体例、文字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对全书的优缺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对书稿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做出评估。由三个层次的不同专家、学者或编辑、编审、总编辑进行初审、复审、终审，严格按照编辑规范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并分别写出中肯的审读意见。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统一的、严谨有序的图书市场秩序还没有确立。各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图书竞相出版，造成图书出版界近年来的空前“繁荣”，每年出版总量约22万种，平均每天出版600余种。可是仔细回顾一下，如果没有占图书销售总量70%以上的教材教辅类图书支撑图书出版业的大局，如果各出版社不是依靠教材的丰厚利润维持出版社的运作，单靠畅销书、一般图书和竞争近乎残酷、发行成本接近底限的教辅图书，那么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势必一败涂地。随着社会情绪的浮躁心态和精神文化快餐化现象的加剧，导致大量书稿质量低劣的出版物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的大雅之堂，让许多编辑扪心自问和认真反思，到底谁颠覆了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度？ 　　 　　一、 一哄而起的“事业部制”的理念，淡化了编辑的精品策划意识 　　 　　目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部分出版社不根据自己的社情出发，一哄而起，极力推行“事业部制”的理念，开始奉行畅销书政策，实行编辑全程负责制。出版畅销书意味着出版流程周期的大幅度缩短，书稿的审读流程缩水，复审、终审没有相对充裕的审稿时间从内容和形式上把握书稿的质量。没有经过严格审读把关的图书，很难说是品质较高的出版物。当前的畅销书基本上是对当代精神文化需求快餐化现象的迎合，事实上加剧了社会情况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当前赶时效的教辅图书相当数量是重复复制、互相抄袭的产物，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稍稍更改形式，同时为几家出版单位供“货”。由于出书的时间紧迫，更因为赶上营销的档期永远是第一位的，书稿的质量往往被忽视，书稿的审阅也只不过变成了编辑例行的加工和挖空心思的形式设计，复审、终审的签字也只是履行一个发稿手续而已。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出版社的编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编辑，而是需要具体参与编辑、出版、印制、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从2000年开始，一些出版社为寻求商机，企图在制度上进行更新，一时间“事业部制”式的构建一哄而起，几十个人的出版社都成立了8个―10个事业部，实行编辑全程负责制，其实就是编、印、发一条龙。表面上看是为每个事业部搭建了一个平台，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每个事业部什么书都可以出版，似乎很公平。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忽视了人的知识结构，忽视了专业分工，忽视了个性发展、专业发展。事实上，每个事业部2人―3人成了出版社分社，这个事业部怎么能承担如此重任。编辑需要面对巨大的库存、大面积退货、拖欠货款、出版社主发图书的分销模式所带来的全部风险、工资收入与图书的效益直接挂钩的巨大压力。如此一来，这些编辑人员无暇分身以选题策划、图书品质、图书品牌和出版社品牌建设为主要目标，编辑的精品意识越发淡薄。他们经常是采取与地域教育行政部门联手，以越来越快的出版节奏、多而不精的选题、大规模重复的项目、大而不当的印数、发货误差、普遍的发行效率把出版业搞得更糟。部分编辑也逐步沦落为商业化、市侩的出版“经纪人”，出版社内“市场经济”的探路人。在这种快节奏的重复出版过程中，似乎编辑增加了市场意识，实则是权力寻租的“帮凶”，即使项目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出版社而言也是极少的，绝大部分好处却流入腐败官员和书商的口袋。相反，出版社原有的品牌品种被一个个小的利益集团分割，编辑的精品意识和策划意识已被逐步淡化。如果编辑的思想观念松懈了，那么书稿的审读和流程也只不过是为这种短、平、快的出版方式服务，终复审书稿也只是形式而已。 　　 　　二、 合作出版和变相买卖书号，削弱了出版社对书稿编辑过程的管理 　　 　　曾几何时，全国一夜之间冒出几千个工作室，风风火火的工作室红极一时，找信息，搞选题，买书号，编书稿，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工作室很少讲求出版物的质量，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统统被置于脑后，相当一部分工作室找那些迎合某些读者不良趣味的东西或者屡屡重复出版的应试教育训练类选题来出书。更有甚者，一些编辑利欲熏心，以低价格从作者中购得书稿，然后以作者名义以高价位再和出版社签订协议，套取稿费，逃避选题四阶段论证，美其名曰“事业部负责制”，给出版社造成很大亏损。 　　国家规定不能买卖书号，但市面上的“垃圾”书和书商经营的图书却总是有正规书号，还美其名曰“合作出版”“项目合作”，这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