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期刊.docVIP

我和我的期刊 　　《中国有线电视》从筹办、创刊至今，历经十三四年的风霜雨雪，我一直担任执行主编、主编，后又兼任社长，与杂志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可以说，我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它，我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杂志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爱是一种力量 　　 　　1995年元月的一天，北京街头狂风呼号，严寒入骨，似乎哈一口气马上就会结冰。我和《中国有线电视》的另一创办人张老师怀揣肩背公开发行的第一期杂志，斗胆走进广播电影电视部大门，楼上楼下马不停蹄，寻找相关部门和人员，送杂志递名片，不厌其烦推介杂志，以求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半天下来，汗流不止，内衣湿透，寒风一吹，瑟瑟发抖，鼻涕两把，喷嚏连连。太想休息又顾不上休息，在马路边匆匆吃了一份盒饭，扛着发烧的身体赶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挨门挨户送杂志，联系订户争取广告。说来可笑，因不知哪家公司与我们的业务有关，又不想漏掉一家真正的用户，只好逐门逐户去推销，没少挨奚落，没少看白眼，没少受冷落。有时候到了一家公司，一杯热茶两句问候，温暖得人心里热乎乎的，一切委屈和疲乏都转换成了新的力量。那天，只抱怨北京下班太早，自己跑得太慢，眼看着公司纷纷关门，一种失落感突然涌上心头，鼻子发酸腿发软，感冒也似乎彻底发作了。 　　“这还不到5点呀，跑吧，哪怕争取来一百块钱的广告哩。”硬是凭着一股闯劲，我们离开中关村，匆忙奔向位于10公里外的另一家公司。员工下班了，只有老总在。老总话不多，看我们风尘仆仆、感冒发烧，听我们苦口婆心、诚心诚意地表白，在把杂志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之后，下定决心似地说：“可以试试。”我们激动得跳了起来，天下最好的赞美加感激一下子冲进脑海，要知道，这可是我们杂志的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广告，而且一签就是3万元，我们没有理由不欢呼雀跃。“如果没有效果，我会随时撤广告的。”合同签订以后，老板郑重地说。这又让我们心头一紧，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期刊质量与广告的唇齿关系，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这以后，我与这位老板成了多年的好友。在随后的交往中他告诉我，他是一名下海人士，特别看不惯懒散疲沓作风，正是我们对工作的忠诚和敬业精神感动了他，并且他认为我们靠着这种精神一定能把杂志办成功；因为相信我们，只能给我们施加压力。现在回想起来，这压力实在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财富，让人受用不尽。跨出了这一步，就会迎来阳光一片。3万块钱不算多，但给我们精神上的激励以及对后续工作的促进，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 　　这以后，就是因为想得到更多的广告，日思夜想、煞费苦心的全是如何把期刊办得更好。质量好了订户多，订户多了广告多，广告多了质量更有保证，更能长久，这个普遍的道理办刊人都知道，但要真正把这个生物链链接牢靠，避免顾此失彼，却不是简单地说说就能成功的。 　　我是学中文的，工作领域涉及新闻学、文学和传播学，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要办好一份科技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 　　专业上的缺陷，逼迫自己去学，起码不至于见了行家说外行话；稿子质量拿不准，请专家学者来把关；为了及时了解行业动态和学科发展，每年东奔西跑参加各种学术研讨、高峰论坛、设备展销会以及登门拜访行业部门、专家学者，了解信息开阔视野，更好地指导期刊发展，实现以己之决策，以专家、审稿人、编辑的聪明才智相结合共同推进的良性循环。为了避免办刊思路与办刊实践的分离，我一直坚持倒三审制和四次校对制，所谓倒三审制就是，所有来稿主编先初审，专家再审，编辑最后审，退修；所谓四次校对，就是在编辑人员三校之后再进行第四次校对并对个别篇目作栏目调整，将一切差错和不妥消灭在开印之前。这样做，主编实在是太累，尤其对我们这种半月刊而言，编校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更何况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但这种累又是非常值得的，首先，通过身体力行，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刊物对学科、行业的跟踪情况，了解在同行刊物中的质量及所处地位如何，对后续发展及采取的对策做到心中有数。其次，有利于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编辑水平，不至于落伍。我始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主编对期刊的质量、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编要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主编在编，既是对期刊质量的负责，是对编辑人员的负责，也是对广大读者、广告客户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负责，说到底，是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负责。 　　同时，主编又是一个管理者、经营者。创刊伊始，我们即摸索着走了一条完全市场化的办刊之路。无经费，无场所，无编制，一切都是“借”字当先，借为我用。正因跳出了做事之前先要钱要条件的传统思维模式，深得主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的赞赏。尤其是我们一开始就实行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和全员聘任、绩效挂钩的劳动用工制度，得到了学校、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陕西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的肯定和支持，使我们不断在工作中完善，在完善中创新，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