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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陕西戏剧》 　　《陕西戏剧》(现名《当代戏剧》)是1958年创刊的，到现在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她对陕西和西北的戏剧起了良好的作用。作为戏剧类核心刊物，《当代戏剧》在全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她创刊50年之际，我祝贺她不断繁荣昌盛。 　　我是一个跟随苏联专家学俄罗斯文学而一生教授世界文学的教师，怎么会同戏剧刊物产生了48年的关系呢? 　　从我个人来说，自幼就爱好戏剧，读大学时演过戏、排过戏。大学二年级时在1951年6月17日的《群众日报》上首次正式发表的文章就是对戏剧的评论。 　　《陕西戏剧》创刊后的次年即1959年底，陕西剧协通过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派人来我家，约我写文章。来的是位女同志，名叫苏棠，她说：1960年1月是俄罗斯戏剧家契诃夫诞生100周年，让我写篇这方面的文章。于是《陕西戏剧》1960年1月号上发表了我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就契诃夫戏剧的抒情性与哲理性，还有他戏剧中的内在潜流和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影响作了阐释(后来，它作为一节文字，收入我1998年出版的《西洋戏剧史》中)。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郑大年同志，读了以后，认为有启发，经人介绍，我们成了半个世纪的朋友。不久前，他来我家，还谈起此事，并赠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我的这篇文章成了我与《陕西戏剧》建立联系的开始。 　　接着，1960年4月号《陕西戏剧》在第一篇的重要位置上，又发表了我的《坚持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以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我这篇文章多强调戏剧的社会作用与戏剧家的革命倾向性，在列举当时上演的剧作为例证时，有大跃进的时代局限。后来我出版《美学史的新阶段》一书时，只收入《的时代背景》，而没有将它收入。 　　上世纪60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实行调整的政策，《陕西戏剧》由正式刊物改为内刊，更名《陕西戏剧动态》。此时，中央提出戏曲改革问题，《陕西戏剧动态》1963年12月号刊登了我写的《批判地吸收精华，改革戏曲艺术》一文和《陕西师大中文系讨论戏曲改革问题》的报道。当然，它们也免不了留有时代的痕迹。 　　自从1962年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提出批评，在戏曲中提倡现代戏和表现阶级斗争成为了风气。陕西戏剧界也写作和上演了《三世仇》《杨立贝》等。剧协组织大家看戏后，我在《陕西戏剧动态》1964年2月号上发表了《看和》，3月号上发表了《漫评话剧》两文。五一剧团演的秦腔《三世仇》和西安市越剧团演的《杨立贝》是我们陕西创作的写阶级斗争的现代戏。我的文章中将这两个戏放在一起，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分析了他俩与别的戏的异同。它们不像外省写现实的阶级斗争(如《夺印》、《海港》写阶级敌人搞破坏)，而是像马健翎的《穷人恨》一样写解放前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三世仇》与《杨立贝》在人物形象的配置和情节安排与发展上雷同很多，而两个戏的区别主要在音乐上。我在文章中说，写阶级斗争，应该避免公式化。 　　1965年冬天。陕西剧协通知我去座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我对姚文元有不同看法，准备去说一说。12月15日，剧协来了一位女同志约我前往。但很不巧，刚好我的幼子出生，不能参加会议。1967年“一月风暴”中，省“革委会”成立，全校参加游行，队伍停在大差市，正好遇见了《陕西戏剧》编辑部的程渡同志，我们便聊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候“文革”中的遭遇，又说到那次座谈姚文元文章的事。程渡告诉我：那次所有发言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该单位造反派冲击的。因为发言记录在案，《动态》上有白纸黑字，是逃脱不了的。 　　“文革”后，一切逐渐恢复正常，《陕西戏剧》也复刊了。像经过冬眠一般，我与刊物恢复了联系。1983年3月号的《陕西戏剧》上发表了我的《马恩论戏剧艺术的倾向性及其他》一文。它与我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上的《马克思与戏剧文学》是姊妹篇，都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陕西戏剧》上这篇文章是一篇讲稿的一部分。还是在1960年，陕西文化局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办了一个三年制的“戏剧创作研究班”，局长鱼讯任班长，院长黄俊耀任主管的副主任，30多名学员中有易俗社后来编《西安事变》的段肇升，有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陈坪――即后来的名导演陈薪伊等人。我被邀请讲授《俄罗斯与苏联戏剧史》，并参加戏剧美学讲座。其中，我主讲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戏剧》等四五个讲题。《马克思恩格斯论戏剧》的核心部分刊登在《陕西戏剧》上，后来，《渭南师专学报》创刊号(1986年第1期)发表了全文。这篇文章阐释革命导师对戏剧艺术的美学观点，它们对戏剧文学创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1980年陕西成立了外国文学学会，我是负责人之一。学会吸收了西安话剧院留学过苏联的导演葛瑞五同志参加。他导演了一部南斯拉夫的戏剧《部长夫人》(有的译为《大臣夫人》)，请学会的人去看戏，并让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