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国歌剧”.docVIP

小议“中国歌剧” 　　自新世纪来临,中国歌剧已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往日有关歌剧的种种争论(诸如风格、模式以及唱法等等)逐渐偃旗息鼓。也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制约,现在一般都认为票房价值就是衡量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或称“群众的选择是唯一标准”。这种普遍的看法无可厚非,因为现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现在歌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低谷,国外的歌剧也多靠政府扶持。究其根本,复兴歌剧的关键,的确在于真正培养起众多的歌剧观众。为了这个目标,近些年来,国内各式各样的歌剧创作演出层出不穷,诸如民族歌剧传统模式、西洋大歌剧模式、轻歌剧模式、现代派模式……其中较多的是音乐剧或歌舞剧模式,因其样式新颖、载歌载舞,比较热闹,容易赢得观众。从媒体宣传看,中国歌剧发展形势似乎依然不错,称颂的、获奖的、出国的接连不断。然而,却还没能见到真正久演不衰的成功范例。可见,表象不能完全代表本质,歌剧自有歌剧自己的规律,中国歌剧更有中国歌剧发展的问题。笔者就这个侧面谈一点看法,敬请业内仁人指正。 　　半个世纪前在歌剧圈内曾有过所谓“土洋之争”。主要争论重点在于声乐,即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基本无人再提,两种唱法以至多种唱法,现在是并驾齐驱,不分伯仲。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即西洋歌剧是以“音乐”为主的(属于音乐艺术范畴),而民族歌剧是以“剧情”为主的(长期归属剧协管辖),所以如此,这是具有深厚文化历史根源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古尤其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向来是不十分注重音乐的审美作用的。从孔夫子开始,“礼”和“乐”就紧紧联系在一起,“礼崩”自然也就“乐坏”了。从古至今,扣在音乐上的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靡靡之音”,而那些亡国之君莫不是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音乐便成了万恶之首。中国古代是否出现过“绕梁三日”的音乐始终是个疑问,至少没有作品可以佐证。那些民乐中所谓的古曲,究竟创作于哪个年代,多半存疑,至于曲作者那就更不可考了。 　　与“诗圣”杜甫同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叫李龟年,他被后人称为“乐圣”,既能演唱又能作曲,也算是当时的音乐教父了。如今,杜甫流传下来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而李龟年竟无一部音乐作品留下。其实,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当初都是可以唱的,而如今不要说诗词了,就是元曲,那曲调也都失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对音乐的压制是毋庸讳言的。中国文化大多本着“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思想,中国戏剧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就异常突出。看戏的主要目的是受教育,那些表现人性的作品,大都扣上了“淫词艳曲”的帽子。 　　从中国歌剧发展历史来看,其实是走了两条路,一条是黎锦晖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道路,另一条是王大化以民族模式为主的道路。前者更注重音乐的优美,而后者则注重内容的教育性。秧歌剧的音乐创作,一开始大多是用民歌填词,民族歌剧也是在民歌或戏曲音乐上加工发展的。两条道路在早期是各领风骚,各有各的观众。不过,到了后来,“东风”压倒了“西风”,黎锦晖的流行歌曲被戴上了“靡靡之音”的帽子,至今还有人紧扣不放。再加上政治、学术等诸多原因,民族歌剧的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有时几乎成了政治工具。观众随之也逐渐从欣赏音乐变成看故事、受教育,歌剧审美的功能越来越差。也许这就是如今大部分传统民族歌剧逐渐失去观众的重要原因。 　　被誉为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的《白毛女》,一直到建国后仍演遍全国,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1962年5月,歌剧《白毛女》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演出后,于7月14日下午,《戏剧报》邀请戏剧界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肯定了《白毛女》的历史功绩和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巨大影响,赞扬了老演员们在塑造人物及演唱和表演艺术上的炉火纯青。同时也坦率地指出它作为歌剧在艺术上尚存在的问题:诗人萧三先生提到:“这出戏很容易引起观众流泪,但这是不是艺术上的成功?是什么引人哭?是不是仅仅由于情节,而不完全是由于演出的艺术?”他主张应该“把剧情组织得更加洗练一些”和“全剧要加强作为歌剧的一个重要方面――音乐性”,并“要使观众得到艺术的享受”。原艺术局领导叶林先生认为:“‘里程碑’只能表示它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曾经是一个高峰,却不能充分显示它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戏剧家田汉先生认为:“《白毛女》虽然现实性很强,但浪漫主义是它的基调。现在白毛女的活动在舞台上显得平淡,惊心动魄的东西反而没了。”美术家张正宇先生认为《白毛女》舞台美术的“浪漫主义色彩仍显不足,如景过分写实,缺乏想象,诗意不够”。当时剧院艺术顾问塞克先生的意见更为深入,他认为:“主要是在歌剧艺术上的问题……比较更重要的,还是这个歌剧的戏剧结构同音乐结构的问题。当时没有全剧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的统一的概念,经过了这些年,这些问题便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