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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中国传统音乐 　　在中国音乐学院四十年院庆为教授们出版的系列丛书中，董维松先生《对根的求索――中国传统音乐学文集》①（以下简称《文集》）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本。作者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是老一辈著名音乐理论家。他常年潜心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编写过二十余部（篇）教材，出版河北梆子《蝴蝶杯》、汉剧《宇宙锋》（记谱与音乐分析），合编过对中国民族音乐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但其个人真正研究的成就，则凝结在这部集子中，因而其价值也就更加值得重视。 　　《文集》收录了作者多年来陆续发表的二十余篇文章，主要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形态学研究三部分内容。薄薄一册，二百余页，却有着相当的分量，它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留下了多个“第一”： 　　一、首次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的学科概念。20世纪中国学者对本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叫法不一，其间数易其名。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进入中国以后，在理解和应用上也出现过某种程度的混乱，引起过不小的笔墨官司。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能否称为“学”？“民族音乐学”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吗？该著副标题“中国传统音乐学文集”鲜明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中国传统音乐既然有自己的特质和规律，当然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一门单独研究的学问，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者语）。文章对中国传统音乐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支学科分别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目的、侧重点、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不同（也有重叠），因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应直接称之为中国传统音乐学（类似于“汉学”、“藏学”、“红学”、“敦煌学”）而非民族音乐学。这一观念颇令人惊讶，自1980年南京会议开始作者曾参与推广民族音乐学，包括引进人才、编纂文献、召开学术会议等等，最后却得出这一结论，好似走了一个“之”字形道路。实际上，无论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传入国内不久的西方的学问，其学术谱系与中国并不同，它并非仅仅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的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特性应该保留，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主体性应当彰显（整体）。中国传统音乐学可以吸收民族音乐学的理念和方法，民族音乐学也可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正如《文集》所说，对这两门学科的同时并存应持互补的宽容态度。 　　二、明确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是指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包括现属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国外民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音乐品种。……不包括在近代历史时期内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所谓‘专业音乐’那一部分的基础上由我国人(或外国人)创作的与‘那一部分’相类似的音乐”（中国第一部传统音乐概论即引用了该定义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音乐重新分类，正式提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的四大类分类法，以区别于按体裁划分的传统五大类分类法（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词概念学界早已使用③，但从社会学角度明确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这四个部类的，尚属首次。四大类分法提出后，迅速普及开来。十余年来学界大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性质的专著、教材都采用了这一分类法，并与五大类体裁分类法结合使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学术影响。 　　三、率先发表专文对“乐种学”问题进行了讨论。④自1957年杨荫浏、曹安和先生在《苏南吹打曲》中第一次使用“乐种”以来，乐种的概念一直在音乐界沿用（如《民族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民族器乐》等），但何谓乐种？乐种的标界是什么？鲜有论述。八十年代中后期，乐种学的问题被提出来。作者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学座谈》（1987）⑤和《中国传统音乐学与乐种学问题及分类方法》（1988）⑥中呼吁“首先是乐种学”，乐种学“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应作为“中国传统音乐学主学科内的一个分学科”而存在。文章从乐种的角度对传统音乐进行了划分，认为对乐调和乐调系统的研究是乐种学研究的基本课题。随后，在1988年7月召开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5届年会中乐种学成了热点问题。与多数学者将乐种主要应用于器乐领域不同，作者认为乐种应当包括歌种（民歌）、曲种（说唱）、剧种（戏曲）、乐种（器乐，狭义）、以及两个或两个乐类以上的乐种，而“形成的地区性、曲目的传承性、传承人的代表性、表演的规范性、风格的独特性”则是确认乐种的标准。目前在多位学者的努力下，乐种学已经（或即将）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课题。 　　四、针对以往体裁分类中的问题，提出了全新的“交叉多向分类法”。众所周知，传统音乐中很多形式复杂的乐种（如福建南音、木卡姆等）很难划入器乐、说唱或歌舞中的任何一类。作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