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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与比较 　　西方音乐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已有一个多世纪，一百多年来学科的面貌不断变化，２００３年西方音乐学会的建立，为学科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七年来学会曾以西方音乐的“教学理念与实践”、“作品解读与分析”为主题举办过前两届年会，并就“外国音乐经典论著翻译出版”、“西方音乐史研究生教学培养”、“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学科发展”和“综合性院校西方音乐史教学工作”等议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１２日，一百五十余位来自各地从事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师生围绕中心议题“学科交叉与比较――开放性的西方音乐研究”参加了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学会第三届年会，１１０位正式代表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于四个分会场作了发言和交流，展现了学科发展的新面貌。 　　在“学科交叉”核心命题中多位发言直接切入。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从他所翻译的朗、科尔曼、达尔豪斯、罗森的经典著作中总结了方法论启示。他认为，这些论著深刻表明西方音乐与整体社会文化进程紧密勾连，在研究中贯彻学科交叉的意识，用跨学科视角来讨论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加强方法论创新，拉动西方音乐学科的中国关怀和当下意识，西学的准确引进和创造性吸收及转化在当前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福建师大叶松荣和星海音乐学院周楷模就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及“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做了论述；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从“关键词”出发论述当代音乐学学术理念的转型；北京大学李荣锋介绍了乐谱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新方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贾抒冰指出必须面对跨学科实践和西学引进，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拓宽思路、发现新问题和与国际接轨；上海师大孙红杰论述以多重视角和视域研究体裁理论，可促进音乐学各子学科之间的借鉴、沟通与融合，对音乐学整体学科具有建设性意义；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以舒曼《交响练习曲》中形式语言的表达与体现时代精神和个性化思想情感二者间存在的矛盾，说明必须以音乐风格变迁和社会历史背景两种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才能予以解释。 　　一些发言从不同的交叉角度做具体论述。西安音乐学院高士杰提出西方音乐的文化特征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就是一部借鉴西方音乐的文化成果、参与创造世界音乐的历史；北京大学丁一分析了西方宗教音乐在我国落土扎根以及中国基督教音乐风格呈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吉林艺术学院赵去非阐述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使２０世纪朝鲜、韩国、中国朝鲜族音乐这同一民族的音乐却风格迥异的原因；上海音乐学院叶雨指出西方艺术音乐之外的其它音乐种类呈现出愈来愈被关注的新趋势。 　　沈阳音乐学院彭永启、王博对西方音乐史和音乐美学两学科的交叉条件和可能性、融合方式、优势与“游移”方式作了论述；广州大学刘瑾通过对现代美学语境的解读探索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成因；武汉音乐学院李婵从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相辅相成和两者结合上认识和研究瓦格纳的音乐精神。除了美学角度，还有不少从社会学角度相关的发言，包括上海音乐学院邹彦以音乐商品化前后音乐家地位的变化论述了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星海音乐学院胡娉从普奥国际关系及集体心态和文化立场揭示了“勃拉姆斯与瓦格纳之争”该音乐事件背后的非音乐动因；在女性和女权主义论题中，福建师大宋方方回顾了音乐史中的女性和女性主义音乐理论及其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张景晖分析了维吉纳琴的“乐器性别”和“社会性别”。 　　本届年会仍然有大量的发言是从作品研究出发的，其中也蕴含着或阐发了与本届年会核心议题相关的学术话题。涉及２０世纪以前的作品研究中，北京大学刘小龙对贝多芬《惠灵顿的胜利》作了重新解读；美国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音乐学院卓仁祥对贝多芬《迪阿贝利变奏曲》作整体形态分析；星海音乐学院王少明以尼采对人生历程的“三个隐喻”――“你应”“我要”“我爱”为线索，对贝多芬四部交响曲作精神“变形”的阐释。其他论题牵涉到Ｊ?Ｃ?巴赫、莫扎特、李斯特、勃拉姆斯、鲍罗丁等作曲家。而现当代音乐作品研究也成为年会发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品相关的作曲家有戈雷茨基、斯托克豪森、罗奇伯格、卡特、伯恩斯坦、考威尔、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巴托克、勋伯格、贝尔格、德彪西、拉威尔、理查?斯特劳斯、陈晓勇等。王晡指出当代英国作曲家卡尔?詹金斯在他世纪之交作的《武装的人：和平弥撒》中，对和平与战争思想的包容、对信仰并存的宽宥和传统与现代创作技法的融汇，正是２０世纪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复活的典型代表。在歌剧研究中有许多发言强调学术方法的创新，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从戏剧分析的视角和方法观察歌剧音乐结构，以找到更具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和深化理解；吕丽强调将戏剧因素贯穿在歌剧分析全过程；张琳君介绍了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中“将音乐分析与思想史结合”进行歌剧研究的方法；冯佩?B提出歌剧音乐分析应从脚本分析、动作结构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