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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条时代的体贴欢愉 　　[摘要]《海角七号》给萧条时代――台湾电影的萧条时代及金融危机的萧条时代带来了体贴的欢愉，可谓应运而生的时代之作，在故事，人物和视听方面均有很强的可视性：浮躁时代的励志故事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失意小人物的温情夸张增添喜剧色彩，张弛有度的视听节奏保证了观众的审美快感，这种观众导向正是其成功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海角七号》　可视性　观众导向 　　 　　电影《海角七号》投资四千五百万。台湾本土票房超过5亿新台币，相继在香港、大陆上映后，口碑不俗，被评论界称为“最有诚意的台湾电影”，给沉寂的台湾电影带来一缕希望之光。《海角七号》给萧条时代――台湾电影的萧条时代及金融危机的萧条时代带来了体贴的欢愉，可谓应运而生的时代之作，在故事、人物和视听方面均有很强的可视性，这正是保证其吸引力的首要元素。 　　 　　一、浮躁时代的励志故事 　　 　　对于一部需要争取观众的影片来说。故事成为影片的基础元素，也是影片可视性的关键起点。这部影片由两个故事组成：一个是过去时代的爱情遗憾，一个是当下时代的最终成功。两个故事的交错组合使影片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这是其好看又耐看的的原因之一。 　　两个故事渲染的都是一种与大时代息息相关的纯情之爱。不同的是，前者呈现的只有结局――七封情书留下的回忆：后者充分展示了过程――暖场乐团的成功留下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前者是凄美情书的深沉倾诉，后者是沉默爱恋平淡中的突然爆发。两个故事一暗一明，情书成为两个故事的纽带，也成为两个年轻人情感升华的最佳结合点。过去是时代的罪过由个人背负，而萧条的现在，个人的奋起与觉醒使时代的悲剧不再重演。这种奋起与觉醒不限于主角，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迅速传遍全片。激励着片中人，也激励着观众。这种与大时代呼应的情绪唤起了观众普遍的认同接受。影片内外实现了情感共鸣。 　　这样，电影《海角七号》就摆脱了单纯而平庸的爱情片，而是以爱情为元素，转化为一部励志电影。影片中时代的萧条与浮躁氛围与当下呼应，励志与爱情互相支撑，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同身受，影片为萧条时代的人们带来的是一种贴心的欢愉。“马拉桑先生”的执着感染了暖场乐团的同仁，也感染着萧条时代的观众，以离别为开端的电影故事，终于以喜剧收梢。 　　 　　二、失意小人物的温情夸张 　　 　　在这次与时代对抗的励志之旅中，从主角到配角，全是不得意的小人物――友情客串的中孝介算得成名者，但戏份很少，又是“疗伤歌手”。以小人物为主体，使观众在影片中找到自己、身边朋友的影子，有一种由衷的亲切感。这群小人物从孩子到老人。几乎囊括了各个年龄层，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都有自己的故事，合在一起，犹如别出心裁的瓶罐交响曲，虽然时有杂音。但亲切熟稔，因而得心应手。 　　影片对失意小人物的处理是一种温情的夸张。使他们的失意与振作。涂抹上一层喜剧色彩，也使影片的可视性大幅提升。 　　从人物造型和动作设计来看，除男女主角可称为俊男靓女外，其他人物均带有使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代表主席身形肥硕，过臀的上衣与大大的墨镜是一对奇异的组合。他不管不顾地从拍摄模特的镜头前走过，这一出场形式已使其吸引观众眼球：当他逼近水蛙怒气冲冲地宣布“个人兴趣”时，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马拉桑先生身材瘦长，嗓门奇大，和推销人员的夸张执着亦是绝配。茂伯是一个沉着脸的老顽童，口中埋天怨地，其实青春永驻；弹月琴和他“国宝”的身份吻合，摇滚乐演奏时以摇铃撞地的狂热和加演乐曲时的坚持，深刻的揭示了人物的内心。小女孩大大唱热烈的情歌，故作深沉的外表和歌词相映成趣，而电梯间三个男人不由自主地随节奏而动，更在略事夸张中尽显温情。水蛙的击鼓式敲门法与后来新染的红发、劳马吹哨的晦气、父亲鼻梁上的叉形包扎……这群人站在一起，不需开口，顷刻便上演一场喜剧。 　　女主角友子的失意多次体现在她抱着一堆衣物的无奈，甚至进门门关风又趁机吹走一件的悲惨。当她劝模特不要游泳时告诫她们“不小心会晒黑”，一位黑人模特突然抢镜，画面与内容的故意错位饶有趣味。男主角阿嘉从一出场就板着脸，是唯一一个没有喜剧元素的角色，这也符合人物多年奋斗仍然失败的处境。在一群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中间，他的凝重使他人的喜剧性更加鲜明，也因而造成一种众星捧月的绚烂格局。 　　 　　三、张弛有度的视听节奏 　　 　　在视听节奏方面，《海角七号》张弛有度，衔接自然。过去的故事凄美抒情，节奏舒缓：当下的故事环环相扣，节奏明快――两者交错。张弛有致，形成影片整体的节奏，同时和两段故事灰暗与明快的色调处理呼应。开头大海轮船深情的情书郑重地拉开序幕。紧接着的第二个镜头段落就是阿嘉倾泄愤懑的国骂，他砸烂吉他，骑着老式的摩托飞驰而去。影片用九十度倾斜的镜头角度拍摄，使阿嘉离开台北的去向垂直向下，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