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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 　　中国现代音乐史学是我国最为年轻的人文学科之一。如果说，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从叶伯和于1922年10月出版《中国音乐史》(上卷)作为这一学科诞生之启端，直至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1934)、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1944)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标志着古代音乐史学进入了一个初步成熟阶段。那么，现代音乐史学雏形之产生比古代音乐史学要晚将近半个世纪时间。正如陈聆群所说：“1958年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工作。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研究所，分别成立了两个史稿编写组，经过收集汇编史料、采访前辈音乐家、拟订写作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和全力奋战赶写等步骤，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1959年10月前后，完成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海音乐学院编写组)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组)两部史稿，同时编辑油印了包含1840～1949年间主要音乐史料的十册约30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虽然它们都还是未定稿，但终究是以这样的有形成果，宣告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中国音乐史学的一个独立门类的新学科已经诞生。”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音乐(1840～1949)、现代音乐(1949～1978)和当代音乐(1978～)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最为迫切和最早进行研究的领域无疑是近代音乐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音乐史学工作者显示了高度的热忱与积极性，195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400余万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音乐史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音乐历史的重要基础环节。这一批工程浩大、极为珍贵的史料搜集、采访、整理、刻板、油印、装订成册，为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因此，老一辈音乐学家集体乃是我国现代音乐史学之开拓者，同时，也反映了他们默默无闻地为史料建设做出无私贡献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现代音乐史学初创时期正是中国一个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学科分娩岁月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代，盲从主义、浮夸风盛行；其后，“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左”倾错误思想一度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多数学者丧失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即便我国传统“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也遭遇挑战，唯命是从、人云亦云成为一种不良学风。但是，音乐史学总是要通过音乐史著作体现其研究成果。“从1958年11月起，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为主，调集了全国多所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共17人集体写作，在1958年底即完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提纲》(1840～1949)……后来编写出的几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文本(包括教材)，都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框架上写作的。”汪毓和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下简称“汪著”)1959年始作为教材在中央音乐学院试用，1964年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名义内部发行，198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⑤成为现代音乐史学第一部正式出版物，也是学科初创阶段一部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尽管“汪著”正式出版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且经过多次修订、又有多种版本问世，依然难免烙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时代印记。由此，引发出一场跨世纪“重写音乐史”的学术论辩。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自建立之初，即受到严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被纳入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流意识加以构筑，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音乐的领导作用和左翼音乐家的历史地位，淡化甚至忽略了其他音乐种类和音乐家的成就，使这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依附于政治的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工具。”香港学者刘靖之1986年即对汪著提出批评：“不仅不够客观、全面、公允地论述新音乐史，它还以狭窄的唯我独尊的观点来以片面代全面，以偏激代客观的方式来评论新音乐发展情况。”由此，拉开“重写音乐史”论辩的序幕。大陆学者参与讨论人数之众、文章之多、不同观点交锋之激烈，或谓空前未有。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争论，反映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术领域的自主意识、民主空气以及学者对音乐史学的高度关注。但是，笔者以为，与其说“重写音乐史”，不如说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音乐史学转型时期更为准确。严格说来，历史著作无法“重写”，“重写音乐史”概念只是在呼唤新的历史著作产生层面上存在着合理性。从音乐史学史角度审视，史学发展必然会有阶段性。现代音乐史学由初创阶段发展至较为成熟阶段，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过程，其历史背景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与否定，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学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也是人类知识体系中对社会现实变化最富于敏感性的学术领域。在音乐史学界，当人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著作中“左”的史学观同样需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