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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 　　一 　　 　　“音乐学分析”这个概念是于润洋教授于1993年在他的长篇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首次提出来的。1996年，在于润洋教授的倡导下，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了音乐学分析课。目前这个概念在国内音乐学界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它频繁地出现在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但是什么是音乐学分析?提出它有什么意义?它的目的和分析对象是什么?分析方法有什么特点?它与通常的“音乐分析”有什么区别?人们常常提出各种疑问。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做出回答。这不仅仅是因为本人作为一名音乐学分析课的教师对此承担着说明义务，更重要地是，我认为这个概念的背后实际隐含着一个重大的音乐学理论问题，任何一个从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都应该认真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是什么原因导致于润洋教授提出“音乐学分析”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其中固然有他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追求，但绝不是他一时兴致而偶然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一个时代，反映了我国音乐学(特别是西方音乐研究)所走过的一段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波及到音乐领域。自80年代末，于润洋的学术道路明显呈现出反思和探索特点。一方面是对音乐理论研究的反思，以及对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发展道路的构想，其著述表现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1988)、《历史与逻辑――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1988)；另一方面是对新思想的吸取和探求，在学习外来新思想中探索音乐研究的新道路，其著述表现在《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1988)、《释义学和现代音乐美学》(1990)、《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的考察――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解读与评论》(1995)、《苏珊?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所涉及的音乐哲学问题》(1999)。而《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则是一篇实践性论文，它试图通过音乐研究的具体实践来验证作者长期以来的理论思考。 　　于润洋所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属于社会一历史学派的音乐学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研究在中国有着比较深厚的根基，老一辈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几乎都是出自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他们往往能比较熟练地掌握这种传统的理论话语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然而，由于中国的文艺批评长期受政治和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使这一具有正确前提的理论研究学派在实践中却弊端丛生、谬误相伴，以至于自取庸俗、难以为继，终于遭到抛弃。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反映出来的现实是：一方面，思想僵化者仍然停留在过去，而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急于扔掉过去，投入新的时代。在学术研究领域，传统思想被质疑、嘲讽和批判，刚刚从黑暗中逃出来的人们最害怕听到“政治”、“意识形态”，人们对所有的一切不加分辨地嗤之以鼻，社会一历史学派的学术研究面临危机。然而在一派迷茫中，于润洋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深厚的传统学养使他非常镇定地稳固于自己的立场。他坚信自己的信念：稳守但并不教条，求新但并不盲从。8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境况并没有使他无所适从，这一切反而为他的学术研究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80年代后期，于润洋以历史反思为起点，新的学术探究为动因，在自己学术发展中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以丰硕的研究成果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段高峰。 　　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中，于润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境况进行了反思。他提出： 　　摆在音乐基础理论研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似乎不成其问题，但是现在不同了。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僵化的、教条式的、一成不变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时还难以彻底放弃这种态度；另一方面，出现了根本上怀疑乃至否定的潮流，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就值得怀疑，起码已经过时，它无力解释艺术现象，特别是音乐现象。似乎在艺术史论中一提起马克思主义就是可笑的落伍者。 　　作为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于润洋看到了时代在发生变化，他清楚地了解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中国学术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的音乐理论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它自身几乎已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和学术意义。”但是现实的尴尬并没有让他选择动摇和放弃，他仍然非常明确而坚定地站在自己信仰的立场上，只不过现在需要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到底应该如何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哪些东西需要‘发展’，又如何‘发展’”? 　　于润洋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立场落实到具体研究上，就是社会一历史的观察事物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执着于这种观念并非仅仅是固守一种信念，更深刻的理由在于，环顾四周，音乐历史研究的现状给他带来深深的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