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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训练营里消除媒体偏见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几十名新闻记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入住清华大学校内或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在那里他们参加为期三天的“中国艾滋病报道研修营”。在这样一个训练营地里，新闻记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在专业培训师的指导下，同室学习，同桌吃饭，同一个屋檐下睡觉。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走出媒体污名――中国艾滋病新闻作品选》收集的许多作品的记者就曾参加过上面的艾滋病报道训练营。我们的这个新闻训练营也是清华大学多年来进行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即新闻教育不是书斋里的革命，更不是经院式教育。 　　在过去5年里，近千名记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来到这个营地，聆听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律师、政策部门官员和新闻教育者的讲座，并在课堂和课外展开热烈研讨、演讲、游戏，分享记者报道艾滋病新闻的失败成功经历或者感染者们被媒体采访报道的痛苦经历。无论是大班辩论或者小组讨论，参与培训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常常与新闻记者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批驳媒体的报道和言论给他们带来的污名、偏见和歧视。 　　这个训练营的亮点是参与者的互动，比如模拟媒体报道场景、小组活动和游戏。这种培训方式不仅教会参与者思考什么而且教会他们考虑什么方面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培训班中不能缺少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参与，每一期活动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每一期活动他们都与记者和媒体专家坐在一起学习、研讨，积极参与活动。培训班中有了他们的投入而更有价值。在好几期培训班中，我们还邀请了同性恋者和帮助艾滋致孤儿童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参加。 　　这个训练营地是2003年秋天“非典”疫情结束后，在著名科学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教授、中英艾滋病项目办和盖茨基金会等的资助下，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清华拜耳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创建的。这个训练营地旨在探讨新闻媒体在推进公共健康上所扮演的角色，促进媒体在抵抗艾滋病中发挥正面作用。在这个训练营地里，培训师们通过科学、正确的课堂讲授和讨论，为中国的新闻媒体设立艾滋病报道的议题，帮助控制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教育人民大众如何来减弱艾滋病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我们的这个新闻训练营的开始是综合艾滋病在中国和他国传播的惨痛教训，形成了一个艾滋病预防理念，就是建立针对新闻记者的培训，促使媒体在中国抗击艾滋病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培养出一大批能影响、塑造和改变公共态度的资源，以确保媒体提供有关公共健康、尤其是艾滋病方面的高质量、有深度、负责任的报道，这样在中国建立起更好的公共健康新闻报道标准和传播渠道。 　　我们相信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电子媒体、政府官员、决策者、主编们、记者编辑们都在中国抗击艾滋病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渠道来接触广大读者、观众和听众，还因为媒体有强大的能力来提高公民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知晓程度，提供关于疾病的准确信息、消除歧视和污名化、设置正确的新闻议程和新闻报道标准来培养个人和社区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的宽容和接纳。同时媒体可以与公众分享有关疾病的正确信息和社会服务信息，包括咨询、测试、治疗、护理等方面。媒体有能力来告知并教育大众，通过科学的、准确的、人性的新闻报道挽救生命。 　　中国媒体对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的讨论正日益开放，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具有创新性的一步。但是，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大多数媒体已变得非常商业化，获取商业利益已变成媒体运营的主要目标。中国媒体制作的是受众觉得有吸引力、有意思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以此来获取广告收入。这种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的趋势带来中国媒体对艾滋病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有的是有偏见、有歧视、污名化的；有的报道不准确、夸张、扭曲；有的甚至是编造的故事。媒体的这种报道态度拒艾滋病感染者于千里之外，极少有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问题。中国媒体上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全部是由非艾滋病感染者代言的，真正的感染者，特别是那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感染者迄今还没有一个公开披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中国是世界艾滋病流行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病毒到现在已蔓延到中国所有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要的传播途径是静脉注射毒品和性传播，感染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艾滋病的传播模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增感染者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这也佐证了艾滋病的传播已由高危人群扩散到了普通大众，这也说明针对高危人群的遏制策略失去了用武之地。 　　加速艾滋病蔓延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惊人的有限。这预示着，在这场危机中，新闻媒体在艾滋病预防和护理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被低估、并且未被充分利用。更好的使用艾滋病预防行为，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知晓程度的关键是让科学和正确的艾滋病信息进入公众领域，使艾滋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