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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艺术发展６０年（六）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钢琴音乐创作取得的成就在专业领域内有日共睹。然而，对于大多数音乐爱好者而言，为人熟知的中国钢琴作品却屈指可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应首推钢琴协奏曲《黄河》。80年代中期以来，这部以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的钢琴协奏曲在全国各地的音乐会舞台上频繁上演，使无数听众首次感受到钢琴音乐的魅力。它以动人的音响和恢弘的气势展现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斗志昂扬的文化风貌，成为20世纪举世公认的华人音乐经典。当钢琴协奏曲《黄河》带着一身荣耀在新世纪的舞台上奔涌向前时，它的创作历史亦随着时光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在竞相演奏《黄河》的青年一辈看来，这部作品不过是众多钢琴协奏曲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首，而对它的创作背景和象征意义则不甚了了。对一部音乐作品的理解如果是以淡化和忽略历史印记为代价，那么，我们就很难把握这部作品的文化含义和价值，对于它的诠释亦不免流于肤浅。在新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历史上，钢琴协奏曲《黄河》早已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化标志。它既为我国的大型钢琴曲创作树立了样板，同时也反映出钢琴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种种特性。追溯这部作品的创作历史，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它诞生的文化成因，亦会对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地位给予更加理性而中肯的评价。 　　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诞生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与那个特殊年代中国钢琴艺术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此，我们必须以20世纪60年代作为源头谗起，以期对这部作品形成的前因后果有一个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认识。60年代初期，文艺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掀起了批判“封、资、修”和“犬、洋、古”的熟潮。一切西方音乐以及用西方体裁形式、乐器创作的音乐作品都成为文化封杀的对象。音乐专业院校内的部分人甚至认为，“钢琴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只能为他们吃喝玩乐助兴，无产阶级不需要，应当撤销钢琴系”!刚刚在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得第二名的殷承宗本能地对此表示不满，公开提出“钢琴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完全可以为革命事业服务，我反对撇销钢琴系。”作为一位青年演奏家，殷承宗的意见虽然得不到肯定和支持，却由此激发了他为工农兵创作，有革命精神的钢琴曲的决心。1964年秋天，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生参加在北京郊区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京之后，殷承宗邀集储望华共同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新面貌的双钢琴与民族打击乐的合奏作品(包括朗诵)。这首组曲样式的双钢琴作品由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民乐合奏以及民歌小曲串联而成，以朴素自然的民族风格表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1965年，殷承宗调入中央乐团任演奏员。他又与钱芑等人将该曲的第二钢琴部分改编成小乐队，从而形成一首由乐队协奏的钢琴组曲。1965年，这部作品在首都剧场公演，周恩来对作品表示称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钢琴之后受到了教育”。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吕骥遂建议将曲名从《“社教运动”搞得好》改为《农村新歌》。1966年，该曲被正式灌制唱片，由殷承宗担任独奏。《农村新歌》亦成为演奏家本人在钢琴革命化探索中迈出的成功一步。 　　随着“文革”在全国的展开，中国的钢琴艺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意”而彻底打倒。殷承宗也因为个人的出身，以及比赛、留学的经历遭到批判。为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给钢琴开辟一方生存的天地，殷承宗感到自己被“逼上梁山”，急切地为心爱的钢琴艺术寻找着出路。他与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取得联系，筹划创作了《红卫兵交响诗》。这是一部综合了钢琴独奏、协奏以及朗诵、合唱的混合型作品。音乐素材均来自当时流行的红卫兵歌曲。该曲由于创作仓促，又是配合政治形势的应景之作。演奏家本人也不愿提起这首昙花一现的作品。 　　尽管《红卫兵交响诗》不了了之，但这并未阻挡殷承宗继续探索的步伐。1967年5月，殷承宗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宣传活动，大胆地将一台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在广场上连演三天，为广大群众演奏耳熟能详的“语录歌”和“革命歌曲”。部分围观的群众要听京剧，他就凭着记忆将《沙家浜》中的选段即兴演奏出来，受到在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广场演出的成功使殷承宗萌生了用钢琴伴唱“革命样板戏”的想法。他专门前往中国京剧院，与京剧演员刘长瑜、李维康等人深入交流，并尝试用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伴唱。在《红灯记》作曲者之一刘吉典的介绍下，殷承宗跟随孙玄龄学习京剧音乐，并开始创作。他首先以京剧唱腔为毛泽东的词作《卜算子?咏梅》谱曲，由李维康试唱。后来，他又把《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三个唱段改编成钢琴伴奏曲并与刘长瑜合练。1967年国庆节，殷承宗带着这些新编作品与刘长瑜联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引起轰动。中国唱片社随即决定为这些作品灌制唱片。在经历了半年的学习、创作之后，殷承宗笔下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终于初具规模。1968年6月30日深夜，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