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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在冲突中突进
农村改革在冲突中突进
中国农业的发展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的安定牵涉着中国全社会的安定;中国农民的权利保障也是每1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尊严和地位的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从多方面概括,其中这样1条会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成也农村,败也农村。总结农村改革经验,特别是发现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改革之间的关系,对于开拓新的改革思路,推动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78~2003年:以“减少控制”为主
我们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概括着重于国家、集团和农民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得失成败。第1,农村改革必须打破来自国家权力对农民的高度控制,让农民依据市场关系自由地安排生产。第2,在改革的关键步骤上,中央政府的决断具有重要意义。第3,从改革目标的确立到最后实现,比之中央政府的率先行动,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推动制度创新,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从推动农村发展的政府行为方面看,除过几次农产品 (11.80,-0.20,-1.67%,吧)价格调整出自中央政府之外,1些重要的改革行动最初都来自地方政府的创新性行动。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改革举措在产生之初,都与当时的中央政策或国家法规形成冲突,改革到了1定程度后,这些改革措施才被修改后的政策法规所认可。中国农村的改革正是这样在与既定政策的冲突中向前突进的。但必须承认,给予或承认地方政府在决策中某种自由,在改革时期可能是1把“双刃剑”。
调节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扩大和保障农民权利
农村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并大体延续至今的对农民实行无理的和粗暴的控制,农民应该享有的公正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这1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农民权利变革。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家庭联产承包制得以在1978年后迅速推广,首先归功于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农民勇敢地冲击人民公社制度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社会条件是:人民公社制度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在后期由于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而加剧,特别是这个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已危及到农民的生存,农民对抗这个制度的风险显著降低。 农村是计划经济的薄弱环节,因而改革也易于从这里突破。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的1个重要情况是大部分地区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的利益比较1致,前者能与普通农民1起共同反对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迅速变革固然与新制度符合农民利益有关,但从变革的可操作性上看,农民内部没有分化,利益要求比较1致,特别是精英分子的积极性很高,是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制与集体经济制度相比所具有的制度优势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从根本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家庭联产承包制直接把家庭收入与家庭的生产投入结合在了1起,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共同生产条件下的农民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制度的激励功能。改革前我国农村生产在管理中也有某些责任制形式,但1般没有实行“联产”制度,或者“联产”仅止于作业组,其激励功能极为有限。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降低甚至取消了某些农业集体生产的监督管理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对农业劳动者劳动投入的质量、数量进行监控的成本极为高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实际上基本取消了这种监控成本。农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了生产自主权,为农业生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了重要条件。
(2)农民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利
尽管我国城乡分割体制尚未完全打破,但这个体制已经遭到很大冲击。在种种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勇敢地走向城市,率先向劳动市场的2元体制发起了冲击。
过去1个很长时期里,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未能发掘其中更重要的意义。2003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逐步转变。农民进城务工,对于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又大大限制了资源效益的充分释放。
调查表明,在2004年之前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加。维持这样1个劳动供求关系,固然和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的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对农民平等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平等权利的保护,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2004年11月1日国务院第423号令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把农民工的权利置于国家法律保护之下。中央高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的确开阔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视野,许多能够有效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在不断出台。
(3)民主选举权利
在农民问题上,中国历来缺乏好的、有利于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在农民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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