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拍片解密（上）.docVIP

《创业》拍片解密（上） 　　一、话启《创业》蒙难 　　 　　一篇以《乱世影劫――电影(创业)蒙难纪实》为题的长篇报告，连载于1986年长影《电影文学》。在其后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作者乔迈写道：“不知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像《创业》那样大起大落，巨兴巨衰，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而叫人愁容惨淡，说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的确，在十年“文革”浩劫中，一部《创业》闯了“大祸”。自命为“旗手”的江青，高举大帽和大棒，将这部讴歌石油工人在荒原上创大业的影片打翻在地，影响所及，震惊全国。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做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对江青的“宣判”发出宣判!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部作品的问世或示众，往往会成为政治气候变化的风向标，预示着某种涌动而来的浪潮。例如，建国之初《人民日报》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接踵而来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把影片《清官秘史》推向审判台……列数此类登榜之作，被毛主席点名的确实不少，但偏偏对一部电影《创业》，老人家却亲自批示，加以保护，真是惟独仅有，恩遇特殊。 　　作为《创业》拍片的参与者，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一部表现大庆石油会战题材的影片，为什么会成为江青一伙攻击的焦点?她挖空心思、罗织罪名，究竟是对作品本身、编导本人和制片单位发难?还是别有用心，另有所指，妄图以“写活着的真人真事”之名，抹杀会战史实，把矛头指向组织与领导石油会战的指挥员，甚至指向一直在决策上为大庆会战撑腰并日夜操劳的国务院高端人物?带着沉重的思考，我找到当年的采访笔记仔细翻看，从大量历史钩沉中，我深深感到，真实的会战史实，人在事在，无可争辩：它既不容江青之流肆意篡改，更不容以“有人借大庆红旗掠功”的恶语，含沙射影，蓄意对敬爱的周总理中伤、诬陷!浮想联翩，激动的思绪把我带回初到大庆那难忘的1971年―― 　　 　　二、大庆人说大庆会战 　　 　　那是在林彪折戟沉沙一个月后，全国人民刚迎来建国22周年，《人民日报》以显要版面发表了社论《工业学大庆》。紧接其后，又登出一篇评论员文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一天刚上班，厂党委书记岳林把我叫去，说：“现在形势已有好转，长影作为老厂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准备继续拍片。昨天经党委研究，决定派出四组人。分别下去深入生活，先抓剧本。家乙导演要去38军，总编室几个编辑下农村。你是年轻的副导演，来厂十多年，肯吃苦，有热情，所以想把你派往大庆。”见领导如此信任，我没有二话，立刻应命。可是去大庆做什么呢?岳林说：“苏云副厂长让你先去体验生活，搜集索材。一旦有创作设想，厂里再做安排。”我匆匆把不满两岁的女儿送往北京姥姥家，便拎起提包上路了。 　　当时的大庆。正沉浸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逝世一周年的悲痛中。听说长影派人来，要准备拍表现大庆会战的故事片，油田职工真是喜出望外。很快，我在大庆老领导的支持下，经各方努力，组成了由各油区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四十多人参加的“三结合”创作组，大家以“回忆大会战，都把故事献”为目标，投入群众性的素材收集活动。接着，为加快创作步伐，在众多人员里，又抽出曾给王铁人当过文秘的卢泽洲、运输指挥部的“名嘴”门家利、油田机关的“笔杆”王基等三人，组成汇总素材的写作组。一直热心为捍卫大庆红旗奔走的文化局军代表兼副局长薛涛，出任写作组组长；副组长则由我代表长影来担任。此刻，刚刚恢复工作的原中共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和政治部主任陈烈民，一直在关注我们。林彪垮台后的反“左”形势，也使他们对这一创作敢于支持，敢于讲话，因此我们在油田深入生活，进展顺利，素材收获相当之大。 　　提起石油会战，大庆人从上到下，无不激动万分，含泪感叹。在深情的回顾中，不论是当年的老指挥、老工人，还是工程师、技术员以及职工家属、机关后勤，他们一讲起当年来大庆参加会战的情景，便滔滔不绝，充满怀恋。尽管像铁人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其感人事迹多有报道，家喻户晓，但涉及会战高层的背景材料。如上马前夕的种种压力，决策时刻的各类难题，还有千军万马如何摆布，艰难困苦怎样克服等等，其中有不少感人的细节、秘闻，迄今恐怕也只是少部分人知道。至于在大庆传诵的诸如“甩开勘探，三钻定乾坤”“集中兵力，挥师北上”“秀才升帐，大游地宫”“油田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七嘴八舌搞方案，快摆硬上拿油田”；又如“难忘的4?19，二李出了丑”“把井打歪，推倒重来”以及“一公分，见精神”“千里运石磨，家属闹革命”等等，这些不只是流传于大庆油田的一些经典语言，而且是有真实事件和典故为依据的石油会战史的证鉴。 　　江青责难《创业》“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