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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石造像艺术与收藏市场 　　在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浩瀚的文化长河中，佛教文化艺术是继辉煌壮丽的青铜文明之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作为佛教艺术的代表性作品，石造像在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朝，达到了艺术成就的第一个高峰。在今天国内方兴未艾的投资收藏风尚和热潮汹涌的艺术品市场中，佛教石造像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试从其发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探讨一下北朝佛教石造像深厚的艺术内涵与珍贵的艺术价值。 　　 　　 　　佛教的传播与造像艺术的兴起 　　 　　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人竺法监等应邀东来，是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此后，不断有印度僧侣东来传法，也有中国信徒西行求法，至后秦，天竺鸠摩罗什翻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佛教遂随之广布天下。这门异国宗教能如此迅速的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并遍地开花，与当时的社会面貌也有直接的关系。 　　东汉末年至隋的统一，历经了长达40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约200 ?C 600年）封建割据战争，惨烈的杀戮和社稷的崩坏，使百姓在饱受战乱流离和贫困痛苦蹂躏的现实生活中，突然找到了宣扬来世因果和天国极乐的佛教，符合了对美好理想生活的寄托和向往；而逃离乱世遁入清玄的文人士大夫们也在浩瀚深邃的佛教义理中寻求新的思想方向。至于来自荒寒北方的的胡人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后，也正好利用佛教作为其统治手段，积极推动，形成朝野贵贱皆崇佛，故佛教能在南北朝期间迅速传播。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除了文字经典外，就是依靠和利用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雕塑形象，所谓“象教”，就是说明了雕塑造像于佛教的重要性和普及性。在传达说明佛教义理的同时，因为要面对普罗大众，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故雕塑造像的形式和内容也必然涉及和反映世俗的现实生活，中国古代的雕塑师们充分运用和发挥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使这一西来的异教，融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演变和创造出无数崭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使中国古代造像雕塑于此时达到了历史性的艺术成就高度，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杰出的艺术作品。 　　 　　南朝与北朝的造像艺术 　　 　　江南南朝诸国是汉人统治政权，均都于建康。面对当时已流于僵滞的儒学传统和魏晋政权的黑暗腐化，南方士大夫阶层顿感无望，逐渐开始推崇玄学和清谈，而来自异国的佛教深邃的义理颇能引发出新的谈资和概念，特别是天才般的鸠摩罗什翻译出一批又一批的梵文佛典后，佛学大盛，连朝野权贵也纷纷信佛崇佛，甚至有个别君主舍身隆教，至使推衍佛法，抄录经典，注疏翻译成为南朝风尚。 　　 　　在被胡人统治下的北方，崇佛之风更炽。北魏晚期时寺庙达13727所，至东魏已有3万多所，北齐末年竟超过4万所，僧尼也达300万之众！相对于南朝信众对于佛教义理的探究和辩论，北朝信众显得更务实，他们以造像能修功德，祈福报为目标，竞相塑造，一时上至帝相权贵，下至百姓，莫不舍宅为寺，开山立窟，穷资雕凿。《洛阳伽蓝记》有载北魏造永宁寺，起九层浮屠，基架博敞，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又浮屠北有佛殿一所，中有丈八金躯，中长金躯十座，中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两躯，做工奇巧，冠于当时。从这些记载中即可管窥北朝几成佛国的盛况。中国佛造像艺术在北朝波澜壮阔的崇佛运动中迎来了黄金时代。 　　 　　北朝佛造像艺术风格的演变 　　 　　北魏是来自今东北嫩江流域及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拓跋氏所建。入主中原后积极汉化并推崇佛教，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佛教石窟的凿造，并由此带动和影响了民间造像的热潮和艺术形式的演变与发展。 　　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文成帝时期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群，由著名和尚昙曜奉帝旨意主持开凿，参加凿建人数多达四万，并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参与其中，气势恢弘。此后诸帝都将此列为朝廷事业，主要洞窟大都完成于公元495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前。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历齐周二代，云冈地位渐衰微，而由洛阳龙门石窟群代兴。早期云冈佛像形容，都以气概雄健为尚，具有浓郁的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印度健陀罗式的面容特征和衣饰以及富有波斯风味的装饰手法等，都是这个时期典型的艺术特征。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原来身穿印度风格衣饰的佛像开始向身穿中国独特厚衣的形式转变，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鼎盛时期的艺术风格；至晚期，窟室规模变小小，但人物形象已经脱离了异国情调，变成了清瘦俊美，比例适中的纯中国风格，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是孝文帝立志改制推行汉化政策的重要标志，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50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包含了北魏和盛唐两个高潮阶段，至今保存下来数以千计的像龛，绝大部分是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属于北魏时期的几个洞窟是北魏王室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