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辽金陶瓷器.docVIP

北京出土的辽金陶瓷器 　　辽金时期是北京地区陶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辽代北京地区开始普遍使用瓷器，上层社会还多以瓷器随葬或用于礼佛。北京地区出土的辽代陶瓷器较为丰富，主要出自墓葬及塔基之中，如丰台区赵德钧墓、石景山韩佚墓、顺义辽净光舍利塔基、房山北郑塔基、丰台辽琅?e郡开国侯王泽墓、海淀百万庄辽氏墓、宣武区永外彭庄辽墓、丰台镇辽墓、西城区罗贤胡同辽墓、丰台长辛店辽墓、西城区大玉胡同辽墓、海淀区甘家口辽墓、宣武区海王村辽墓等，在这些墓中仅出土的白瓷器就有101件，且大多产自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此外，在北京地区还发现了另外两座辽代陶瓷窑址，即密云小水峪窑址和房山磁家务窑址。 　　 　　数量可观的白瓷产品 　　 　　辽代北京地区使用的瓷器多为白瓷，主要产自龙泉务窑及定窑。龙泉务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村，是北京地区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窑场，在辽代各瓷窑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该窑始烧于辽代初期，至金代停烧。主要生产白瓷，也生产酱釉、黑釉瓷器及辽三彩、琉璃等陶器。所烧制的产品精粗兼备，主要流传于北京及周边地区。北京地区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龙泉务窑白瓷器占出土白瓷总最的7成左右，这表叫龙泉务窑的产品在北京地区使用十分广泛。龙泉务窑白瓷的制作工艺直接受到临近北京地区的河北定窑的影响。龙泉务窑白瓷主要为门用生活器皿，以盘、碗、碟、钵为主，其次为罐、壶、盂、盒、洗、炉、水丞、枕等。其中的精品从烧造工艺到造型、装饰均仿定窑，不少产品与定窑白瓷十分接近，较难区分。这部分产品胎质洁白坚硬，釉色莹白，微微泛青，呈半透明状，釉厚处鼍青白色，有开片纹，器下部有垂釉痕。其他产品则制作较粗，釉包虽白，但不莹润，胎质稍粗，挂釉也不精，这类产品主要供广大民众使用，在窑址出土的瓷器中所占比重较大。而辽代北京地区墓葬中出土的龙泉务窑白瓷器，多为前述较为精细之作。 　　龙泉务窑白瓷的造型，除规整的圆形器外，仿金银器捶揲成型的器皿特征十分突出，碗、盘、碟一类器皿多棱、曲。如顺义安辛庄辽墓出土的瓷碗为五瓣形葵口；辽琅?e郡开国侯王泽墓出土的白釉莲瓣碗、白釉葵瓣盘，此类仿金银器造型的白瓷在龙泉务窑白瓷中所占比重大于同时期宋代瓷窑。这表明辽代北京地区高品质白瓷的拥有者较为偏爱这类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不排除契丹民族的审美趣味受到了唐代文化的影响。 　　龙泉务窑白瓷早期作品以素面为主，晚期装饰较繁缛。装饰纹样主要有草叶纹、花鸟纹、蜂纹、蝶纹、水波纹、野芍药纹、莲瓣纹、弦纹等，装饰手法有印花、刻划花、瓷塑等。在窑址中还出土了用于制作方形印花瓷盘的模具，其上刻有缠枝纹。此外，龙泉务窑还制作小型玩具，如瓷质的狮、羊、猴、狗、铃铛等。窑址出土的18件瓷猴造型生动，多为白釉或灰白釉、灰黄釉，釉面光亮。围棋子、象棋子及砚台等文房用具在龙泉务窑也有生产。 　　事实上，因龙泉务窑白瓷模仿定窑产品，很难将二者严格区分，因而造成在北京地区辽墓出土的部分质量上乘的白瓷器，其具体产地划分存在问题，一部分被视为定窑产品的很可能是产自龙泉务窑；反之也不无可能。笔者认为，对出土于北京地区的产品，无论是否为本地所产，至少反映了辽代北京地区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北京这一时期出土瓷中，有器底刻划有“官”“新官”字款的白瓷，如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的白釉“官”字盖罐、辽北平王赵德钧墓出土的白釉碗等，还有从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出的童子诵经壶。童子诵经壶以童子形象为壶体，经书为壶流，背后设柄，造型设计巧妙，这些造型典雅的白瓷品质优于一般产品。 　　 　　精细的青瓷产品 　　 　　北京地区辽代墓葬中除发现大量白瓷外，也出土了青瓷，包括产自越窑和耀州窑的精品。如北京辽韩佚墓出土的青瓷划花人物纹水注，釉色较为莹润，造型为典型的五代越窑水注样式，曲颈长流，与圆形壶体之间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此注流口较之唐代水注流口增高，功能上更为合理。器表所饰刻划人物纹较为精细，反映了这一时期越窑青瓷的装饰特点。墓丰人韩佚为辽代汉族官吏，其拥有来自南方吴越国的青瓷器，与其身份地位相关，因自契丹建国之初，吴越国即向其供奉青瓷、丝绸及其他珍玩宝器，其所供瓷器可达数万件之多，这些瓷器也被契丹统治者赏赐臣下，而韩佚作为节度使拥有越窑瓷器是合乎情理的。这些越窑青瓷釉质细腻、润泽，内底刻划团花纹。 　　在密云冶仙塔塔基中，还出土了一件制作精美的绿釉净瓶，造型与同时期流行的白瓷净瓶样式相近。其器表堆贴璎珞纹，富有装饰效果。注口下方有“杜家”二字铭文，这透露出此瓶为信释弟子专门烧造的佛教供器。这一时期以瓷供佛渐成风尚，不仅流行于中原各地，而且影响到契丹统治地区，至今已发现的净瓶一类陶瓷佛教供器，多出土于宋辽金的塔基之内。 　　 　　富于契丹特色的辽三彩 　　 　　辽三彩是辽代陶瓷的重要品种，广泛流传于华北、东北地区。工艺上继承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