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赏与鉴(上).docVIP

北朝时期“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赏与鉴(上) 　　 雕塑艺术作品作为人类最早也是最常见的艺术创作门类之一,在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宗教类雕塑艺术作品,无论是在制造数量、工艺精度、设计水平,还是时间跨度上,都堪称是重中之重。同时,宗教类雕塑艺术作品也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为我们深入地去理解祖先们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 　　大凡对古代雕塑艺术感兴趣的朋友,几乎都对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佛教造像窖藏的发掘(以下简称龙兴寺造像)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此批造像艺术水准之高,雕刻技法之精,手法跨度之大,皆让人叹为观止(图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著名的考古发掘成果之一,龙兴寺造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凭借着独立于中国其他早期石窟石雕造像的风格特点,自成体系,被学术界称之为“青州风格”(“青州风格”并不狭义地限于青州一地,而是广义地泛指山东北部环黄河地区具有明显特征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随着龙兴寺造像的发现,更多有关北朝时期“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的未解之谜也被不断地破解,为我们当今的古物爱好者们带来了一场来自北朝宗教世界的艺术盛宴!接下来,笔者将试图以龙兴寺造像为引,带领着各位对北朝时期山东及周边地区“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进行一番神游。 　　要探究“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就不得不先对山东地区的早期佛教传播进行一番必要的了解。东汉时期,佛教在山东境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浅层传播,但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独立体系的宗教,佛的形象只是依附于中国原生的道家、方术和神仙而零星地出现。当时的中原汉地,流行的是神仙思想。羽化成仙,长生不老,是社会各个阶层信仰的主题。而“佛”作为一个外来神祗,在当时只是作为众多神仙队伍中的一个部分被社会所认可。例如,在一些东汉墓室出土的画像砖中,佛与西王母等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神是平起平坐的。此外,由于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客观原因,当时的汉地工匠可能只是粗浅地了解到了一些印度佛教对于佛形象的定义,便通过诸如脑后光环、独特的手势等特征来表现其所雕刻的某个人物为佛,此时的作品严格地说还不能将其称之为佛教艺术。而在这个时期中确实也有很多传教高僧,为更好地迎合大汉民族的胃口,在传播印度佛教的同时潜心研究方术,以期获得更多的共鸣。总的来说,东汉时期山东的佛教信息传播主要集中在鲁南地区,且与本土信仰处于一种混沌的交集状态,虽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毕竟为后来佛教在山东地区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时间的车轮不断地向前迈进,转眼之间北魏于公元439年覆灭了北凉,正式统一了北方大地,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由于争战不息,老百姓长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又对现实无可奈何,既然今生无法逃脱苦难,那就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天竺僧人传法的不断深入,佛教的教义正迎合了普通百姓的需要,逐渐在中国转化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宗教体系,在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日益兴盛的佛教终于促使了北魏文成帝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图二),对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山东佛教造像雕塑也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此时的雕刻工匠们对佛、菩萨等形象已经有了清晰的认教艺术。并且笔者有理由猜测,在“青州风格”诞生的历程中,确有印度造像工匠参与了整个的过程,甚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作为一个尚未发现有确凿记载的猜想,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个别具体实例进行解释和详述。 　　虽然“青州风格”佛教造像无论在现代还是当时,都是精美绝伦的作品,但是由于“三武一宗”时期统治阶层近乎毁灭性的灭佛运动(其实笔者认为从时间段上去分析这批佛像的损毁主要是北周武帝时期灭佛运动所致),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艺术瑰宝的伤残之躯,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出土物。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除青州外,济南、博兴、无棣、高青、惠民、广饶、临淄、临朐、诸城、昌邑甚至安徽亳县等地都陆续有“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出土。1965年,安徽省亳县的北宋咸平寺舍利塔遗址就出土了带有北齐天保、河清、天统、武平等年号的石刻造像碑共11件(图三)。其中,同时发现的北宋《释迦如来砖塔记》中清楚地记载了这批佛像为“瘗诸基下”,其意即为以极正式的佛教方式将造像同舍利等佛教圣物共同埋葬于塔基。而1984年秋,在山东省临朐县大关镇上寺院村的北宋明道寺舍利塔地宫中也出土了残碎的石佛像身躯、佛头及背屏式造像残件1400余块,从其中带有发愿文的残件中我们了解到,这批造像最早的纪年为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而最晚的则为隋大业三年(607年)。据原镶嵌在舍利塔壁间的北宋《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载:“霸州人僧觉融、莫州人僧守宗”,“偶游斯地,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