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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与唐代马球 　　马球运动又称为“击鞠”“击球”或“打球”，即骑在马上持棍打球的运动，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体育项目。对于马球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波斯说”“吐蕃说”及“中原说”等。在我国古代，关于马球最早的记载是东汉后期曹植的《名都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描写的是京洛少年行猎归来宴饮之后，到马球场地练习马术及打马球的情景。唐代诗人蔡孚曾在《打球篇》里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球……其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定晓垂旒。”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另外，发现的这枚球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球状小如拳”也基本符合。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始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古代主要的球类运动形式之一。 　　唐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唐代的文化从总体上呈现了一种恢弘壮阔、热烈昂扬的格调，这为唐代体育，尤其是马球运动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以下原因推动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兴盛。 　　 　　一、唐朝皇帝对马球运动的痴迷，是唐代马球运动发展的关键因素。 　　 　　唐代马球运动盛行300年，从唐中宗至唐昭宗16个皇帝，人人都是马球爱好者。其中尤以唐玄宗李隆基、宣宗李忱、僖宗李儇球艺为高。还有两位皇帝的死与马球有关：穆宗李恒是在马球比赛中堕马中风后驾崩，而敬宗李湛是被马球将所杀。根据《封氏闻见记》记载，一次唐中宗邀来唐使者观看马球赛。吐蕃国使臣向中宗要求与汉人一比高低，中宗就命宫中几名马球选手应赛，结果打了几场都输了。于是，中宗就命他的儿子临淄郡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和嗣虢王李邕，以及驸马杨慎交、武延秀4人披挂上阵。临淄郡王骑上马后，“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队望尘莫及，只得队输告败。中宗见状大喜，赐绢数百缎。当时，不仅骑马打仗的武士们喜欢马球，就是书生也对马球爱之若狂。每午科举考试后，在祝贺新科及第进士的活动中，就有一项是在月灯阁举行马球会。这时，那些在殿试时对答如流、笔走龙蛇的书生们，就又都成了身手矫健的马球健将。 　　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奠基石志。这块石志是在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的殿基下发现的，正方形，边长53.5厘米。石心部分磨制光滑，上刻志文。太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辛亥岁”即太和五年，“乙未月”即十一月，这就说明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十一月，在这一带修建了“含光殿肢球场等”。唐长安城大明宫内建有许多专供皇帝打球的球场，如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雍和殿等都建有球场。这块奠基石志是我国古代体育活动场地仅有的、极有价值的实物遗存，是研究我国马球运动的重要资料。皇帝的喜好与唐代马球运动之兴盛可见一斑。 　　 　　二、唐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喜爱马球，对马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唐代宫廷的马球热潮也影响到了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史载，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的司徒蒹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人，都是马球“发烧友”。唐代宫中女子也对马球运动格外青睐。五代时期仡蕊夫人《宫词》记载：唐宫廷“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这些人物对马球的喜爱，对马球运动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刖。 　　1959年陕西省长安县韦曲东北约两公里的南里王村韦洞墓出土男、女骑马俑88件，其中有不少打马球俑。这些打马球俑高30～33.5厘米，着彩衣马裤、脚蹬黑色皮靴，他们有的右臂挥杆、有的俯身击球、有的跃马持杖、有的紧握球杆目视前方，把紧张激烈的马球运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座墓的主人是唐中宗李显韦后的弟弟韦洞，其墓里出现这么多随葬的打马球俑，可见墓主人生前一定是马球运动爱好者。 　　 　　三、唐代将马球运动作为军队的训练项目。对马球运动的兴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打马球是一项危险性很高的运动，骏马奔跑起来的速度很快，本来就不太好驾驭，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关注于击球，还要彼此协同作战，这样就很容易顾此失彼，从马上摔下来；马球运动在军队的推广，不但培养了军人们精良的马术，还提高了军人们的协调性和协作精神。 　　1981年陕西省临潼县关山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4件白陶打马球俑，俑高7.5～7.7厘米，长12～12.8厘米。马耳直立，马头前伸，四蹄凌空如飞。骑俑身姿矫健，身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