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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存中的落寞人生 　　摘要　在铁凝的文学创作中，爱是一种本质的创造性的力量，贯穿在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中，与此同时，情感的缺失也成为铁凝作品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她的中短篇小说中，从“文革”时代的时间标本、市井生活的空间标本以及聚焦情感的婚恋现场标本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缺失现象进行拷问，探究情感缺失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心理路径。 　　关键词　铁凝，中短篇小说，情感缺失 　　 　　铁凝在谈及她的散文创作时说：“散文究竟是因什么而生?在我看来，世上所有的散文本是因了人类尚存的相互惦念之情而生。因为惦念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怀。人类的生存需要相互的惦念，最高尚的文学也离不开最凡俗的人类情感的滋润。被人惦念和惦念别人是幸福的，这样的幸福酿造心灵的充沛激情，日子的光彩便由此而生。”《自序》她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正如千变万化的生活中总有不变的东西，我的前后看上去差别很大的小说中也潜藏着本质上始终一致的精神，这便是对人类和生活永远的爱和体贴。”可以看出，在铁凝的文学创作中，爱是一种本质的创造性的力量，贯穿在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中，也正因如此，铁凝对那种缺乏爱的生存投注了很大的精力，揭露情感的缺失成为她作品中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一、荒谬时代的人际境遇 　　 　　对文革时代的反思成为很多文学作品的题材，铁凝的创作中也有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揭露，铁凝曾作为知青亲历那场运动，她在小说《死刑》、《玫瑰门》，散文《想象胡同》、《真挚的做作岁月》、《二十二年前的二十四小时》等作品中都作过描述。“文革”是铁凝考察人与人情感关系的特殊时间标本。她的作品除了对揭露“文革”对个体的戕害之外，更加关注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关爱，而且互相摧残。1986年写作的《色变》讲述于伯伯曾在“文革”中被人拉去表演“枪毙”。当生和死变成一场纯粹的游戏时，作为当事人的于伯伯压抑不住求生的本能，他向“执法者”露出了笑：那笑是“一种让人类能够面对自身的卑劣的笑。那笑里潜藏着求生的哀鸣，流露着轻贱的讨好。”本来表示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笑成为人摧残人的见证，笑让于伯伯看到了人面对同类求生的卑劣，成为他无法承受的重量，也成了他后半生与人沟通的警戒线。他尽量抵制笑的出现，可那笑偏偏在猝不及防时翩然而至。十几年过去了，于伯伯在与人沟通的善意本能和残酷的记忆之间斗争着不能自拔。 　　在6年后写作的《笛声悠扬》中“丈夫”少年时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成绩优异的“丈夫”因为政治原因被剥夺了参加射击课的资格，被派去食堂清理白菜。枪成为他被时代和群体孤立的标志，从那时起也成为他心中恐惧的源头。比于伯伯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有着健康的精神和体魄的妻子，妻子决定帮助丈夫忘掉过去，消除对枪的不愉快，她约他去打枪，然而“并不是每一种回忆都能够夫妻共同承担，并不是每一种回忆都可能真切地被打断”，丈夫对过去的可怕记忆仍旧无法释怀，这时远方传来了笛声，丈夫由此明白了，“他何以有今天，那是一切的苦难与这笛声的较量，他们终未敌过一支竖笛那单纯无比的音响，那本是一个少年对生活坚忍不拔梦幻和渴望。”比较《色变》，《笛声悠扬》的色调更加明朗，虽然笛声的出现有些突兀，但它的寓意在文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暗示着人类之间爱的原始本质所构成的生命力量。 　　 　　二、无关悲喜的市井人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铁凝以城市为题材的作品明显多起来，对城市的书写也从整体的外部描摹进入描述个体的市井人生。铁凝对市井生活的关注集中在一些被人忽视的都市群落的市井人生，由他们画出的精细线条生动地暴露出都市惯有的冷漠的隐秘表情。市井成为铁凝探求人际情感的空间标本。《我和王君之间》写一位叫王君的老太太平淡的后半生。王君和“我”同住一楼，“我”对王君所知不多，只知道她先前是个曲艺演员。“我”从花市买了一棵龟背，王君嘱咐“我”打个鸡蛋在盆里，“我”却没把她的建议当回事儿，几个月后，见到王君，她仍旧提醒“我”打鸡蛋的事。再后来，王君不再提了。几年之后，“我”从朋友那儿得知王君死了，听到消息后“我”破例给养了三年多的龟背打了鸡蛋。“我”的举动对于王君显然过于做作，是纪念还是补偿呢?“我”和她之间根本没有纪念或补偿的必要。在都市的角落里，大部分人默默地生，默默地死，“我”在王君死后的举动是“我”和她平和关系中一个过于热烈的表达，反而衬托出我们之间的落寞。与鲁迅作品中曲高和寡的先行者，萧红笔下呼兰河蒙昧的众生不同，王君的落寞没有对立面，年轻时有过辉煌的王君后半生经历着“几乎无事的悲剧”，现代都市生活让人们丢掉了互相关注的热情。 　　《哀悼在大年初二》将人与人的关系推到生与死的交界处进行拷问。老王度过了38年的幸福婚姻生活后在大年初二离开人世，生前她要求家属不要开追悼会，但亲朋好友得知后还是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