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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话剧需要行业自律与自救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际，当然应该隆重庆贺与深情致意，但更应该加倍关注话剧的现状与未来。 　　记得在2005年，《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新当选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先生。当问及当前的戏剧体制改革时，尚先生回答说体制问题与戏剧家协会无关。本文毫无责怪尚先生之意，只是想关注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 　　的确，古老中国的“草民”们，曾经以为一种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都是先王或圣君早已设计好的，并习惯性地相信某种所谓“人为设计说”。奇怪的是，今天的人们一边深受僵化体制之害，一边抱怨或者批判落后的体制导致了戏剧的危机和困境，然而一旦论及戏剧体制改革，多数人却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认为关于戏剧体制改革理所当然是上级领导的事。于是，多年来戏剧界的体制改革似乎成了“等待戈多”。 　　其实，无论历史实践还是现代社会学理论早已指明，人类社会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建立和演进往往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或不完全是来自于任何人类的设计。同样，一个好的戏剧制度和环境也不能指望什么事先人为的设计，只能是戏剧工作者们共同实践与创造的结果。 　　当代话剧现状的问题。首先是国家剧院团人心涣散，演出太少。今年为纪念话剧百年，条件最优、演出场次遥遥领先的北京人艺总共计划演出大小剧目240多场，但比起欧美国家的一个州立剧院常年的话剧演出数量，连人家的一半都不够。同时，大量的获奖剧目不少都无法长期演出，没能起到艺术引导和培养观众的应尽职责。尤其是不少外省市剧团仍然处于一种“过年过节不过日子”的困境之中。其次是民间或准民间（公司与国家剧团联合）经营的商业戏剧逐渐陷入浮华奢侈的高成本、高票价、短档期的泥潭之中而难以自拔。相比之下，北京、上海两地民间经营的低成本、小制作的小剧场话剧，虽然艺术上稚嫩甚至粗糙却充满活力。最为严峻的问题是民间非商业的实验戏剧没有资金来源，无法生存。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家剧院团的演出，还是民间戏剧的操作都已经习惯于商业运作、面向市场，看话剧已经成为一种都市文化或娱乐消费。尤其是近两年来自于民间制作的商业戏剧迅速崛起，北京的话剧演出市场呈现出一种良莠不齐、多样无序的格局。 　　目前，话剧的确需要改善自己生存发展环境，但我觉得首先需要的是强化自身实践中的行业自律，通过行业自律建设与健全行规，从而在遵守行规的实践中自救。例如，作为占有主要文化资源的国家的话剧院团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定位，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因为国家的话剧院团经营的只能是公益性的非盈利戏剧，它的演出应该是以中、低价位的票价，保障大多数话剧观众进剧场欣赏话剧艺术的权益，培养和积累话剧观众，并且努力创作排演高品质的剧目，引导戏剧观众、提升戏剧观众的艺术品位和欣赏水准。尽管存在多年旧体制的积弊，包括人员冗赘、机构臃肿、经费不足，但也只能加强营销，依靠大量演出增加收入，没有权力向自负盈亏的商业戏剧学习，提高票价，放弃职责。一旦国家的话剧院团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必然会对民间经营的那种低水准、高票价的商业戏剧构成威胁，促使商业戏剧提高艺术质量，从而间接改善戏剧环境。 　　还有自负盈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戏剧的经营者们，最好克服投机商的心理，不要满足于眼前的这种“短命的繁荣”，学学百老汇，遵守游戏规则，争取做一个具有中国商业精神的、受人尊敬的体面人。不为别人，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因为只有那些成熟的文化商人才能经营出文化产业。 　　另外，根据中国话剧的历史传统与现在发达国家戏剧生态的经验，仅有国家话剧院团的非赢利戏剧和民间的商业戏剧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努力发展遍布大专院校和基层社区的非职业戏剧，以形成戏剧文化发展的土壤与根基。只有通过这种三足鼎立的戏剧发展态势，逐渐建成一种“自主自发的秩序”，才能构成一个健康强壮的戏剧行业。 　　当然，面对话剧目前这种瘸腿、贫弱的现状，相关的政府部门理应负担起更多的责任。比如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多多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政策法规，减少那些所谓评选或“工程”的文化资源浪费。既合理规范非赢利戏剧和商业戏剧各自不同的经营行为，又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促使企业和社会各界投入或赞助文化事业。并通过对属于公共文化设施的演出场所的调控和管理，降低目前北京全世界最贵的剧场场租和商业演出票价。与此同时，与各文化事业部门或各种非赢利的社团文化组织一起，帮助推动全社会的非职业戏剧活动。眼下，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做到的，不妨尽快将政府属下的文艺基金会如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和北京人艺艺术发展基金会带头向社会开放，资助那些体制外确实拥有艺术才华并且又真诚热爱戏剧事业的青年才俊。想想看，或许有一天，当我们民族的文艺复兴真正降临，一位戏剧大师站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谢幕，而他或她可能正是当年被帮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