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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的文化伦理立场与社会和谐 　　[摘要]作家的文化立场和伦理关怀无疑会影响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对现实人生的真诚关注、坚持以问题意识反映社会生活，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对美善的呵护与弘扬，对苦难的背负与承当，体现了作家的人性理想和社会理想，对生存哲学的冷峻思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忧患，体现了作家的终极关怀。这种理想和关怀反过来同样作用于社会生活，作家的道德关怀与文本的叙事伦理，以及社会和谐的伦理理想，构成了当代作家创作的极为重 　　[关键词]作家；文化伦理；社会和谐 　　 　　文化伦理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那么，当我们从思想史出发，进入文学史，来思考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作家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想象与社会生活有着怎样切近的关联，可以说，我们面对的问题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一方面，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作家作为主体的人，其伦理信念和文化归属也未必是表里如一、自始如初的。那么，文学的伦理旨归与社会生活之间，或者说与社会文化精神导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作家在把自己的文化伦理态度和文化伦理理想呈现在创作中时，他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到社会文化精神建构呢?作家的文化伦理立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作家内在的道德关怀，作家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自觉，表现在他的题材摄取、人物塑造，精神谱系和人文关怀。从作家的主体性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文学所能够或者应该承担的不是社会使命，作家也不是社会生活的立法者，但是，伦理规范的形成，与文学创作有着切近的精神联系，反过来说，作家的伦理道德情感对其创作同样会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文本中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选择怎样的叙事态度和叙事方法，决定了作品的文化指向和伦理维度，这一考察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作家与世界和生活的关系。叙事伦理只是一种作家的叙事选择，但其中蕴涵的伦理范型无疑超出了叙事自身，成为社会生活，甚至思想文化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一、人本：作家的价值立场 　　 　　社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积极有序地生活，并且自主决定个体命运，这就关乎个人如何面对他人、自我和自然。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与社会和谐关系密切的问题，而把思考的焦点集中在作家的文学创作可能对社会和谐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这种探讨不免有形而上的局限)。也就是说，我们着眼于“人”――人与人的精神联系和依存关系。作家站在怎样的立场从事文学创作，显然会对读者的心灵产生不同影响。其伦理态度往往，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精神导向。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立场，自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学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价值所在。真正关注人的生存和价值，是社会生活和谐的出发点。只有作家把人，尤其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境遇作为自己写作的精神内核，文学才能够在混乱的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主导力量或者提供提升的可能。 　　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小说以20世纪初白话文学对传统伦理生活范式的反省为开端，到五四新文学阵营对创痛社会伦理生活的彻底批判，终于形成第一次全面的文化反思热潮。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立足国民性批判与民族精神重建，第一次把文化伦理与社会发展蓝图紧密相连。明确主张：“立人”然后“立国”，“人立而后凡事举”，“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文化伦理建构的第一次清晰勾画，并且由此引发巨大的文学与思想建设道路的争端。这种思想史的论争直至今天依然没有结束。从文学自身发展看，鲁迅的“立人”思想内在地引发了当代伤痕反思文学热潮，而“人国”思想无疑为当代作家的乌托邦书写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学作为社会生活和历史记忆的文本形式，必然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中国现代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现代社会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多维伦理话语相结合的基础上的。面对文化伦理的现代转型，文学成为先导力量。但是，新文学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的核心，而是服从现实需要附着在政治的旗帜上，做了宣传的工具。意识形态之外的写作，也局限于个人苦闷和男欢女爱，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民族心灵史。因而有学者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止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俗伦理的渗透和拓展，日常生活审美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价值取向。消费?世俗伦理和大众化道德狂欢取代了文学形式实验和精神探索，纯粹理想书写消退，后现代主义小说和通俗文学甚嚣尘上，文学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批判力量渐渐减弱。这方面，王朔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王朔的出现，摧毁了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理想主义构建的精神长城，此后，世俗生活和日常欲望作为伦理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