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其内生菌活性成分研究发展.doc

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其内生菌活性成分研究发展 资源环境学院　04植物保护6班　欧烨成　2004320613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我国药用植物资源日益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介绍了有关药用植物内生菌的活性成分的发现和应用，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带给对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新思维。 关键字 1 我国药用资源状况 我国现有11146种有记载的药用植物，临床常用的植物药材有700多种，大多数传统中药材采用野生资源。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但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列入保护范围的野生植物300多种，药用植物占了一半以上。近年来我国药用植物资源濒危状况日益严重，如“天然药用植物资源宝库”长白山，是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上植物种类最集中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库。由于森林砍伐和过度采挖，濒危种正在增加。《中国植物红皮》(1992)中记载的长白山区24种珍稀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就占了20种。近几年来长白山现有的濒危药用植物已上升到34种之多[1] 。研究发现大兴安岭、神农架、“仙山药园”－－峨眉山、西藏等地濒危药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很多新的濒危种尚未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2 我国野生药用植物破坏主要原因 2．1 人口骤增 人类的生产活动严重破坏了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在清朝279年的统治时期，乾隆朝达到鼎盛，但人口也不过1亿多；而在其后不足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10多倍。而国土面积不扩反缩。急剧膨胀的人口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大肆开荒围堰，伐木放牧，加上战争频繁，灾祸连年，生灵涂炭，神州大地满目疮痍，药用植物资源也在勘难逃，规模骤减也成为自然趋势。 2．2 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药用植物资源的需求 除人口原因外，在古代，并不是每个人生了病都可以得到施药救治的。对普通百姓来说，有病能忍则忍，能拖则拖，有无数青壮年即死于贫病交加的医疗生存障碍。据清史专家研究，既使在乾隆盛世，平民中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比例也仅有10％ ，何况清朝以前生产力更低下的朝代或乱世?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民间验方、偏方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虽说偏方有时可以治大病，但它毕竟不是望、闻、问、切后的综合、长期的治疗，对药物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20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家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对药用植物的社会需求急剧扩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拿野生柴胡来说，年社会需求量：乾隆时期每年可能在20万kg；民国时期在60万kg，20世纪70年代达到200万kg，野生资源已供不应求，开始发展人工种植。2000年的总需求达到600万kg[2]，而此时野生柴胡的资源蕴藏量已从民国时期的300万kg减少到100万kg以下，社会需求的500万kg均来自家种柴胡。柴胡的个案可以证明药用植物的野生与家种之历史变迁。人参、桔梗、山茱萸、党参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2．3药用植物的综合开发利用导致部分药用植物的野生群体灭绝或濒临灭绝 对药用植物的综合开发利用，是一把双刃剑。既为我国中药产业开辟了广阔市场，也给宝贵的天然野生资源带来了一定的破坏。野生桔梗、沙参、黄精、何首乌、四叶参、冬虫夏草、肉苁蓉、全蝎、辛夷、五倍子、白芨、甘草、野黄芪等，是这场中药产业革命中第一批牺牲品。导致它们的野生群体灭绝或濒临灭绝的，是它们的多用途性。这些多用途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药用功能，即主要功能；食用功能，如桔梗、枳具子、四叶参、菊花等；保健功能，如冬虫夏草、黄精、肉苁蓉、金莲花等；化工原料如五倍子、白芨、何首乌、木瓜等在黏合剂、洗涤化工方面的应用；城市绿化功能，如辛夷、山茱萸、银杏、七叶树、合欢、木瓜、厚朴等在城市绿化美化方面的工程利用。 针对野生药用植物的多功用特性，人们为了追求市场经济下的利益最大化，只管疯狂掠夺，不顾更新保护；再加上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功能的缺失，导致这种恶性循环至今没有得到明显遏止。翻开一部《中国植物红皮书》，有1／3的珍稀药用植物品种赫然在目。人类正在并将继续为自身的这种行径付出越来越超值的代价。 红豆杉是迄今大家最熟知的一种名贵珍稀药用植物。名贵是因为其皮、叶中含有治疗号称“人类第一杀手” 癌症的物质——紫杉醇；珍稀是因为它只在我国云南、秦岭等崇山峻岭中有极少分布，且生长极其缓慢。但就是这种珍贵的药用植物，在秦岭深处的贫困山区，也被不法采伐者盗伐殆尽。 另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七叶树所结的果实，中药叫婆罗果，具有宽中、理气、杀虫之功效。19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从我国进口婆罗果，从中提取七叶树皂苷，据称用于治疗慢性肠胃癌。婆罗果价格由1995年的每千克6—8元，暴涨至目前的40一50元。在2000年前后，七叶树开发最狂热的几年中，野生大树被山民在收购商的鼓动利诱下连根砍倒。在陕西秦岭、湖北神农架、河南伏牛山等主要分布区，被一次性毁灭的七叶树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