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普及、分化与分层—理论探讨与假设.docVIP

高等教育的普及、分化与分层 ——理论探讨与假设 一、导论 最近几十年以来，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走向大众（特罗，1972），而且，在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已经伴随出现了分化现象。曾经主要由研究型大学组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已经发展到包括第二层级和低选择性的学院。高等教育入学中增长的人数大部分被第二层级的高等教育机构吸收。同时，高等教育也开始向工人阶层开放，并出现了等级上的分化。各国高等教育的增长率和分化形式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诸如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等东亚国家，主要追随了美国的模式，鼓励私立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这些机构在研究型大学与四年制、两年制学院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其他国家大多遵循了英国的模式，一方面将原有的多科技术学院升级为大学，但在其中引入了依据声望形成的等级制度（如澳大利亚）。最近，曾经在欧盟国家流行的单一学位制度被分化成具有同等意义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制度，目的是希望增加研究生的比率。 本文的比较研究主要考察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变革和分层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利用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和分化形式之间的差异研究它们如何与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变化相联系，以及如何与阶级、性别和民族/种族不平等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相联系。促使我们关注第三级教育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初等和中等教育目前已经几乎普及。例如在美国，90%以上的14-16岁青少年进入了中等学校，80%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已经从高中毕业（美国教育部，2001）。随着中等教育几乎普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因各种原因大大降低。随着更多的学生继续进入中学后水平的教育机构，以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传统蓝领工人职位的冲击，那些仍然只接受了中等水平教育的人在竞争高薪工作时将要失败。例如，1989年，美国中学毕业的男性平均收入为35,750美元（按1999年美元计算），到1999年时下降为33,184美元（美国教育部，2001）。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些国家中等教育（或相当于中等水平的教育）的完成情况几乎接近100%。因此，在发达国家，对今后的职业获得和收入影响最大的教育差别是那些接受了第三级教育者和没有接受第三级教育者之间的差别。 第二，教育中的社会选择目前主要发生于从中等教育向第三级教育过渡的层次。在前几十年，当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接受中学后教育时，教育选择主要发生于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过渡的层次。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出身对从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的过渡有很大影响，而对从中等教育向第三级教育的过渡影响较小（Mare,1981; 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 Smith and Cheung, 1989）。这种所谓的社会出身渐弱效应（waning effect）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在早期，教育分层按照学校教育的顺序发生，中学后教育的优势与社会出身联系不大；现在，大部分人都被提升到中等教育阶段，社会选择转变为向第三级教育阶段过渡。 第三，尽管第三级教育正在所有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逐渐普及，但普及的速度及学校的分化却有很大不同。这些有趣的国际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学校背景制约分层过程的机会。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要回顾关于普及与分化的争论，并思考它们对教育分层产生的影响。 二、普及与分层 目前有大量关于教育普及及其对分层过程影响的文献（最近的述评可参见Walter 2002, Hannum and Buchmann 2003）。我们将一种教育层次的普及定义为出生的一代人在接受这一层次的教育中的比例增长情况。正如开始指出的，大量证据可以说明教育普及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发展。我们还了解到，在微观层次，人们的受教育状况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和福利；而且，教育的普及还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文献还表明，教育普及本身不可能减少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的阶级不平等现象。Raftery和Hout(1993)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获得特定层次的受教育机会方面，不平等持续存在于任何两个社会阶层中，除非有利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在达到这种饱和状态之前，有利群体将更有机会利用任何新的和令人向往的教育机会，差距将会依然存在，甚至还有可能拉大。只有当有利群体某一特定层次的受教育机会达到饱和状态以后，这一层次的教育普及才有助于减少阶层之间的不平等。Raftery和Hout的假设与Shavit和Blossfeld(1993)报告的结果是一致的。Shavit和Blossfeld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大部分国家，教育普及并没有减少不同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最近的研究（如Jonson, Mills and Muller 1996, Shavit and Westerb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