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PDFVIP

1 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严家炎 在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撰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编写组遇到过许多 问题，也思考和解决过不少问题。要在这里把这些问题都陈述出来，那就可能过于琐细冗 长。我只能选择现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特定向度来做些探讨，或许可以看到 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些主要内容。 先从时间这个向度说起。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不止是二十世纪，而是向 前伸到了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前后涉及的大约有一百二十年的文学历史，这是中国现代 文学真正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的学者主张依据社会政治的变动来分期，比方说“中华民 国文学史”啦，“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啦，照我想，都不必，叫“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很好。所 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它的主体是白话文学 （确切点说是新式白话文学），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并且同“世界的文学”相互交流、相 互影响。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它最基本的特点。这样一种文学，应该说从晚清开始就生长 出来，经过两三代人共同努力，到“五四”而达到高潮，出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成熟的重 要作品。王德威教授说得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其中确有晚清文学的功劳。具体 到晚清什么时间段呢？根据我们掌握的史料，大致应该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九十 年代初期。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若干年，而不是在甲 午战争之后。所以，首先抓住时间这个向度来深入研究，不但对弄清现代文学诞生初期的 情况有好处，而且也有助于准确划定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发端问题不是近年才提出的，而是半个世纪前就提出来了。记 得那是1962 年秋天，在前门饭店连续举行三天审读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约 有十五六万字）会议上，我曾利用一次休息的机会，向当时与会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提 了一个问题：“黄遵宪1887 年定稿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中，已经提出了‘言文一致’、倡 导‘俗语’（白话）的主张，这跟胡适三十年后的主张是一样的，都是根据欧洲各国建立现代 民族语言的经验。我们的文学史可不可以直接从黄遵宪这里讲起呢？”林默涵摇摇头，回 答得很干脆：“不合适。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从‘五四’讲起，因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已经划了界线：‘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五四’以后才是新民主主义。黄遵宪那些‘言 文一致’的主张，你在文学史《绪论》里简单回溯一下就可以了。”我当然只能遵照林默涵的 指示去做，这就是“文革”结束后到1979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歌德在 1827 年就认为“世界文学正在形成”。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许 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2 2013 年第 1 期 ·绪论》里的写法。它简单提到了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提到了黄的“适用于今，通 行于俗”的语文改革主张，以及“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理想， 但打头用来定性的话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产物。”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政治结论框住了文学 历史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跟当时学术界对文学史料的具体发掘还很不充分也有相当的关系。 后来掌握的材料表明：黄遵宪不但践行自己“言文一致”的主张，写了许多“新派诗”， 而且他的《日本国志》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部著作 不但自1890 年开始就由羊城富文斋刊刻，而且在甲午战败后的四五年中，竟同时有广州、 杭州、上海三地的四家出版公司争相印刷了四种版本（仅1898 一年内就有羊城富文斋、杭 州浙江书局、上海图文集成印书局三种版本），可见它曾经风行到何等地步。驻英法大使 薛福成在 1894 年写的《序》中，已称《日本国志》为“数百年来少有”之“奇作”。到甲午战败 后第二年的改刻本印出（1897），又增补了梁启超在 1896 年写的《后序》。梁的《后序》对此 书评价极高，称赞黄遵宪之考察深入精细：“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 微”，令读者“知所戒备，因以为治”。可见，包括黄遵宪“言文一致”的文学主张在内，都曾 引起梁启超的深思。梁启超后来在《小说丛话》中能够说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