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中华民 国时期（1911—1949）（3）》中学生教育文学丛书.pdfVIP

简装书库 政治 外交 国际关系 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 1911 1949 04 编著 吴东之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转向抗日的外交 （1934—1937） 一 南京国民政府意图 “协调”与各国的关系，延缓日本侵华的外 交活动 关于关内外通车通邮的谈判 塘沽协定及其善后协定规定，国民政府 应速与日 “满”谈判解决关内外通车通邮问题。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剂难服 的苦药。因为1933年9月29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国联第14届大会上已正 式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坚持其权利与要求，对日本以武力侵夺中国东北之既 成事实，决不承认，决不同意。只是暂听任其存在而已。1934年3月 1日， 伪满实行 “帝制”，3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即发表公告，宣布将惩处伪满皇 帝溥仪。国联也已作出决定：拒绝伪满可能提出的加入各项国际公约的请求； 不接受其为万国邮政联盟会员，不承认伪满所发行之邮票；不正式记载伪满 货币之行情；不承认伪满代表所签署的文件及护照；唯各国向伪满派遣领事， 各国国民与满洲境内任何人订立契约或接受伪满当局之让与及委任，虽不在 禁止之列，也不能视为对伪满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之承认。国民政府对此已表 示完全赞同、全部接受。尽管对伪满公然在长城划界，1934年3月 19日还 在长城各口树立 “满洲国界碑”的行为，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可是当日本要 它尽弃前诺，与伪满谈判通车通邮时，仍未免使人难以下台，而且深恐比例 一开，各国群起效仿，壁垒一旦溃决，则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国民政府 采取了拖延战术。 但是，日方尤其是关东军却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催促蒋介石迅速实行通车 通邮。黄郛对此甚觉 “为难”，唯恐“失信”日方，彼或采取更为激烈之手 段。1934年4月 11日，黄郛与蒋介石、汪精卫在南昌会议，决定由黄郛酌 情办理。4月13日，日方再度要求举行通车谈判。汪精卫于17日电嘱黄郛： “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1)蒋介石则称：“日军部对华政策或采刚柔并 用主义，应仍按照面谈办法，自动的表示为釜底抽薪之计。”(2)“此时提出 中政会恐难通过，不如不提出为宜。”(3)黄郛因而决定，先电令北宁铁路局 长殷同与日方交换通车办法之大体意见，14日后再作最后之决定。以免日方 久待无音而起怀疑，亦免日方将通邮问题一并提出对己不利。5月14日和15 日，日本关东军参谋后宫淳、驻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伪满洲国铁路总局局 长宇佐美宽尔和殷同在山海关举行会谈，商定通车的具体方案。决定由中日 双方共同组成东亚通运公司，资金100万元，双方各半。总经理、副经理交 替选派，利润及损失亦由双方分担，列车乘员在山海关相互交换，每日由北 平、奉天对开一列车。但是这个方案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指责，蒋介石为了 推卸责任，亦不愿 “认可”。招致黄郛的极大不满，他认为现值国难，无论 成败利钝，各方都要负点责任。目前情势至此，困心衡虑，至感不易。若再 延误，必生其他枝节。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 通过通车案。蒋介石电告黄郛，要求将实际通车时间延至8月底。黄郛认为： “事实如此，岂尚能严守机密至两月之久？一面既无可掩，一面又反使生心， 甚非计之得也。”(4)他说已电令殷同，在具体事物上力事拖延，但能延至何 时，未能预测，总以不另生枝节为限。他还说： “依迭次报告判断，是通车 案发表当无重大反响，不如提早公表。…… （若）犹复秘不承认，是徒启社 会之猜测，疑为真有不可告人之隐。”要求 “提早实现并公布，以免内外两 方之猜疑。”(5)蒋介石对黄郛之建议并不一定欣赏，但是他认为在第五次“围 剿”将克 “全功”之际，与日本保持 “和局”是他首要的考虑，遂于6月28 日由北宁铁路管理局正式公布了平沈通车办法。6月29日，由上海商业银行 出面开办的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资设立的东方旅行社在山海关成 立。7月 1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列车驶往沈阳，该车虽因发生爆炸未能到 达沈阳，但关内外通车已由此开始。为了声明此次通车并不意味着承认伪满， 国民政府还通过 《大公报》散布舆论，称将通车通邮视为事实承认伪满是一 种错觉。但是国内外舆论仍一致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本作出的又一次重大 妥协与让步。6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党 此举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