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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体育故事片 　　摘要　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影片人物的衣着和神情，说明这部片子是一部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电影”，但其产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和必然因素。这部影片讲的是老一代运动员在新旧社会不同的命运遭际，以及他们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当然，影片附带也涉及如何看待体育运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意义，以及年青一代运动员如何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等问题。 　　关键词　体育题材；故事片；《女篮5号》 　　 　　如果在建国初期(1949－1955)，这个题材恐怕是很难投入拍摄的，显然，它不属于工农兵电影的范畴，相反，看剧照上人物的衣着和神情，说明这部片子是一部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电影”。但是，1956年却为影片的问世提供了种种可能。 　　第一，在这一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社会生活重归正常轨道，人们安居乐业，对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为了配合阶级斗争时局的战争片，为了配合肃反运动的反特片，以及为了配合新婚姻法颁布、农业合作社推广等现实政治动态的影片，已经不再能满足普通百姓日益提高的文化欣赏要求。人们更渴望在银幕上看到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看到属于普通人的情感，看到他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思索和困惑。总之，人们愿意看到国产电影更为主动地去表现现实生活的变化和人们对这种变化的新鲜感受和体验。无疑，观众需求的变化，对新中国电影提出了与过去工农兵电影截然不同的希望和要求。 　　第二，从这一年开始，敌我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被敌我矛盾掩盖着的人民内部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许多地方发生了学生、工人、农民的集体上访和游行示威的事件。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缓和日益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涉及针对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主要针对文艺，而百家争鸣主要针对科研)。这是自50年代初“《武训传》批判”、“文艺界整风运动”、“胡风反党集团事件”、“批判俞平伯”等一系列大规模政治运动之后，老人家首次对文艺界表现出了宽容和鼓励的态度。这个讲话一经传达，文艺界人士长出一口恶气，终于可以从越念越紧的政治紧箍咒里暂时挣脱出来，不必再像过去几年那样“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了，可以甩开膀子干点正事了。人们暗自庆幸，奔走相告，参照苏联的有关说法，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称为“松绑”甚至“解冻”，有人开始振臂高呼：“新中国文艺的春天来了!” 　　第三，建国初期，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暴露出重重矛盾。国务院上至周恩来、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部长)，下至普通干部，人人都在考虑如何进行体制改革的问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那阶段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可惜一直到40以后才真正开始付诸实施)。电影界动作算是比较快的。这一年影协主席蔡楚生带领一个庞大的电影代表团，远赴欧洲，对东欧以及英、法、意大利等西方友好国家的电影管理体制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考察。回国后向政务院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周恩来和中宣部的积极肯定，并要求电影界尽快落实。因此，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电影界在“文革”前一次规模最大的体制改革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么，这场改革与《女篮5号》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能简单地提一下。这次改革的最大功绩，是将中央电影局高度集中的权力部分下放给了生产制片单位。也就是说，拍什么、给谁拍的问题，中央电影局不再直接过问，而是全权交由制片厂决定(当时还有另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将电影审查权下放地方，搞得比现在还先进，还宽松)。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这次改革，像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的生产制片单位就不可能有影片投拍的自主权，谢晋也绝不可能有机会把((女篮5号》这样一个他自己喜爱的、与现实政治没有太大关系的“小市民电影”投入实际创作和拍摄。 　　第四，为什么谢晋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话要分两头说：首先，谢晋自小就是一个体育迷，十分爱好体育运动，会打乒乓球、篮球，会踢足球，还喜欢田径和水上运动。在业余生活中，谢导与许多运动员都是私交甚笃的朋友，对他们的生活、情感比较了解和熟悉，也充满了表现的兴趣。其次，谢晋当时只有33岁，在大师如林的上影厂只能算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所以每年厂里排名靠前的所谓重大题材一般与他无缘。像他这样的年轻导演往往只能靠拍“节目片”起家。什么叫节目片呢?按照50年代的说法，一般革命历史题材、工业、农业题材、名著改编才是每年电影生产的重点，而喜剧片、音乐片、神话片、体育片、儿童片等等都是作为调换口味的作料题材，这类小题材称为“节目片”。此外，50年代还流行一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