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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年代的回响 　　摘要　1979～1989年中国内地电影音乐创作方面出现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研究热潮。这场由国内电影界和音乐界共同参与的研讨活动涉及了电影音乐艺术的主要论域：电影音乐的本体性质和美学功能、电影音乐的创作观念，并极大地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电影音乐创作实践。这一时期对电影音乐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对电影音乐本体性质的认识上和在电影音乐民族化研讨上进行的十分有益的探索，引领电影音乐创作向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关键词　电影音乐；中国内地，研究成果；学术史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电影音乐创作发展历程，1979～1989年可谓我国电影音乐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产生的优秀影片在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美学旨趣方面较之以往有了全面的提升和超越。作为电影艺术重要元素之一的电影音乐，在电影艺术创作中亦显示出愈加重要的作用。动听的电影歌曲被群众广为传唱，优美的电影配乐在广播电视上频频播放；诸多音乐工作者投入电影音乐的创作行列中，中国内地电影音乐创作领域一片繁荣景象。与此相呼应，针对国内繁荣的电影音乐创作局面，理论界和创作界对电影音乐的研究和探讨亦开展得如火如荼。 　　1979―1989年围绕中国内地电影音乐创作展开的研讨比较全面地涉及了电影音乐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对电影综合美学观念的研究、对民族化、民族风格等问题的理论争鸣都对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理论研讨极大地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电影音乐创作。这一时期对电影音乐创作的研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影音乐的理念：从“工具论”到艺术主体性表现元素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长期存在着“音乐必须依附于画面”、视音乐为加强或缓解影片戏剧冲突的“工具”的狭隘的创作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电影工作者思想认识和创作观念的转变，这种僵化的“工具论”思想在电影音乐创作中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60年代末的西方电影综合美学在我国的电影创作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以纪实美学性和意识性综合为实质强调各种艺术手段综合表现的综合美学观念直接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内地电影理论与创作。 　　我国电影理论家罗慧生认为， 　　“综合美学在综合原则的导引下，要求电影以电影特性为基础，综合运用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取得的艺术成果，特别是把各种看来是对立的艺术因素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多种表现手段，去完整地反映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综合美学观念的发展深受西方现代理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发展的影响，“这些理论把一切事物看做特定系统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或支系统，着重研究整体对各局部的控制以及局部之间的相互协调。”就电影音乐而言，它作为电影综合艺术中的有机组成元素，必须受影片主题内容的制约，电影音乐的地位和作用与组成电影艺术的其他元素是平等的，音乐必须与其他元素协调、统一，共同服务于影片艺术表现的需要。 　　电影综合美学观念的引入，使中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关于电影音乐功能特性的理论研讨促使国内的电影工作者对电影音乐功能的认识从电影音乐的“工具论”向电影艺术主体性表现元素观念的转变。电影音乐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表现剧情冲突的“工具”，它已然成为反映电影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思想感悟乃至哲学观念的重要表现元素。国内的电影音乐创作者开始在创作中更加注重从影片的总体设计和艺术风格出发去构思音乐的基调，将音乐有机地融入影片的内容和风格表现之中。通过深刻理解影片内容、真切体验人物命运，创作者在影片中尝试用音乐刻画剧中人物细腻的感情变化，并大胆表露创作主体对人物命运和周遭世态的感悟和体会。影片《小花》(1979年，导演：张铮、黄健中，作曲：王酩)、《小街》(1981年，导演：杨延晋，作曲：徐景新)、《人到中年》(1982年，导演：王启民、孙羽，作曲：吴大明)、《黑炮事件》(1985年，导演：黄建新，作曲：朱世瑞)、《良家妇女》(1985年，导演：黄健中，作曲：施万春)、《孙中山》(1986年。导演：丁荫楠，作曲：施万春)中的电影音乐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二、推动电影音乐民族化进程的有益探索 　　 　　在我国电影音乐艺术发展历程中，电影音乐的民族化和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建立始终是电影音乐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左翼领导下的电影艺术创作，着力体现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电影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对电影歌曲的创作也十分注重从生活和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形成我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电影音乐创作以党中央关于文艺创作“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要求为指导，努力挖掘影片深层的民族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