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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定书画的风格与鉴定 　　朱万章：四川眉山人，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广东省美协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现从事书画、金石鉴藏、整理与研究，出版有《岭南金石书法论丛》《担当》《石溪》《居巢居廉研究》《岭南近代画史丛稿》《书画的鉴藏与市场》《明清广东画史研究》等论著10余种。 　　 　　在“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中，以人物画擅长者仅有黄少强和方人定两人。在高剑父的弟子中，以人物画擅长者，则仅有方人定一人而也。 　　方人定(1901年－1975年)是高剑父的大弟子，原名钦，行四，又称四钦，一作士钦，20岁时以人定胜天之义更名为“人定”，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自幼喜爱美术，早年曾有过临摹古代绘画的经历。曾毕业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及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1923年后放弃法律而转入高剑父(1879年－1951年)的春睡画院习画；1928年，其作品参加比利时博览会，获得金牌奖；1929年，东渡扶桑，先是进入日本川端洋画学校，再入日本美术学校，后来入二科会主办之骏河台洋画学校。方人定在这些学校所学，多为西法与人体写生。1935年，方人定卒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归国后悉心绘画创作，历任南中艺术专科学校、广州艺术专科学校等校教授，并于1941年与李抚虹(1902年－1990年)、司徒奇(1904年－1997年)、伍佩荣(1904年－?)、黄独峰(1913年－1998年)等人在香港创立美术社团“再造社”。该社成立的初衷在于不满高剑父的家长制作风，其弟子们联合起来反对他，提出联合个性坚强、思想前进的艺术同志，共同研究，绝无阶级观念，把身心寄托艺术，不为外物所动摇，不作虚伪的宣传。会员们在香港举办了“再造社第一次画展”，后来因香港沦陷，会员中不少人先后被高剑父瓦解而自动解散。方人定的作品先后参加中德美展、中英美展、中捷美展等，并曾携画赴美举办展览。1949年以后历任广东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杭州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从方人定的艺术历程不难看出，他早年由法律而转入美术，既受过中国古画的熏陶，也接受过西洋画技法的专业训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人定作为岭南画派的文胆参与了岭南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黄般若(1901年－1968年)的论战(俗称方黄之争)，文采斐然，见解独到，在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中可谓才华出众。 　　有意思的是，在1929年以前，方人定是以山水、走兽、翎毛、花卉等传统中国画题材为擅场的。后来，他认为“中国画应进行改革，应该从内容革命。南宋、元、清备代因为汉族处被统治地位，故汉族日渐衰靡，不少画人受到影响，抱消极主义，画家只有寄情于大自然，山水、花鸟画因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艺术作品在内容显得目趋空虚，所以应发挥唐代以画人物为主，取材于现实生活”。同时，他还认为当民族复兴图存、自力更生之时，亟需一些关于人生的艺术作品。而这类作品“非用人物画来表现不可，因为思想的表现以人物来得深刻爽快”。在技巧的学习方面，他也认为亦以人物画最为重要。“因人物画既为绘画的主要科，其技巧至为繁重，如能相当成熟，则其他一切，可迎刃而解”。因此，方人定从日本学习归来后，便毅然决定三个创作办法：一是作品以人物为主体；二是题材以现代生活新姿态为对象；三是画法重新折衷东西。正是这三点，成为后来贯穿其艺术生涯始终的指导思想。在其行世的绘画作品中，无不反映出这种艺术理念。 　　在方人定早期的画作中，仍然可以见其所受到的传统绘画与高剑父画风双重影响的痕迹，如1926年所作的《春江水暖图》便是其例。该图所绘题材为高氏绘画中最为常见的花鸟题材，以背景的渲染突出空气、质感与水雾，这是日本画中较为常见的画法，在高剑父留日以后的画作中随处可见。这反映出方人定早年在春睡画院习画所受到的影响。在1929年以后，方人定转为以人物画为主体的创作模式后，这种传统绘画题材也不时可见。如1942年所作的《耄耋图》，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是传统一路；1950年所作的《芭蕉小鸟》则完全是泼墨大写意一路，有明代“青藤白阳”(徐渭、陈道复)遗韵；1947年至1949年期间所作的《人物十八描》组画则深得自描画精髓，又与广东画家苏仁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真正奠定方人定艺术成就的，还是那些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人物画。 　　以1949年为界，方人定的人物画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类风格： 　　前期的方人定在日本学成归来，掌握了西洋画人物的写实技巧，同时受到日本浮世绘画风的影响，因而在其人物画中打上了很深的西洋画和日本画的烙印。如1931年所作的《画家与模特》，便受到西洋画中人体透视、写生及色彩的影响；而1932年的《风雨途中》则与日本画家的风格如出一辙，无论是人物形象的渲染，还是气氛的烘托，或者是题材的选取，都具有一种日本画中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