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运思在杜琪峰电影语言中的表达.docVIP

复杂性运思在杜琪峰电影语言中的表达 　　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英人治港的过程中，港英政府有意识地推行殖民文化，使港人的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西化，从而产生文化混同，因而港产电影中经常充斥着多元的文化符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香港电影创作者总是能敏锐地捕捉到西方文化思潮的运动方向。 　　 　　一、香港独特的西方文化触觉与杜氏电影中的复杂性思维取向 　　 　　1996年，杜琪峰拉上志同道合的韦家辉、游达志等一群年轻编导另立山头，创办了银河映像，之后该机构迅速成长为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并于2003年正式上市。在这个机构中杜琪峰作为精神领袖与韦家辉、游达志形成了一个“铁三角”式的团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杜氏电影风格的形成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杜琪峰作为核心人物，他在艺术创作方向的规划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1997年“银河映像”首部作品《一个字头的诞生》问世。《一个字头的诞生》由杜琪峰监制、韦家辉执导，刘青云、吴镇宇主演，是“银河映像”的风格确立之作，尽管该片仍然以香港传统的“黑帮生活”为题材，但它的多重叙述结构中呈现出来的人物关系的随机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突变性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这部电影这种独特的运思索解的艺术表现形式，正是对当代世界新兴的复杂性科学探索的人文接应。 　　香港电影曾受上述思想的影响，秉承着“惩恶扬善”的简单故事逻辑，情节的展开以“邪恶”与“正义”的简单对立为基础，尤其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更是突现其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把握局势的决定性能力。在电影叙事上，香港电影一直有着连续而清晰的的叙事脉络，事件变化的动因和人物因果发展都一一对应。 　　而杜氏电影一反常态，它一方面模糊了善恶标靶，另一方面消解了战无不胜的“英雄神话”；在叙事上，充满了没有明确逻辑的跳接，以及缺乏中心的片段式情节。这些特征从《一个字头的诞生》开始，越来越娴熟地融入了他后续的杜氏电影作品中。 　　如果说香港传统电影风格深受西方理性主义启蒙思潮的影响，那么杜氏的电影风格也是西方晚近时代兴起的复杂性理论在人文艺术领域的反映，香港文化特有的西方元素，使香港的电影人总是能迅速触及西方思潮的前沿。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的自然科学界产生了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论，这些源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同一个复杂性的世界，树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当这种西方思潮与香港文化对接和碰撞的时候，以杜琪峰为首的电影团队便天才地将其用香港特有的电影语言表达了出来，从而诞生了一系列 “荒诞、离奇”的杜氏电影。 　　 　　二、以复杂性思维解构传统电影叙事 　　 　　文化语境的变迁是银河映像机构新风格电影创作的重要背景，但是现实环境的突变则是这类电影诞生的直接诱因。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一夜之间击毁了香港七八十年代经济腾飞带来的“现代性神话”，那种被遗弃、被压抑、被作弄的情绪笼罩着港人，面对这场无法预料和难以控制的经济灾难，加之香港政治身份的转移，港人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和身份指认都茫然不可知，人们充满了孤独感和幻灭感，每个人都如草根浮萍。这种社会现实带给港人的迷茫、失落与不确定性都在杜氏电影中通过角色行为得到充分演绎，他们明确的人生信念已经被自我的迷失和无力所取代，应该说这是杜氏电影对复杂世界的一种消极的认同。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杜氏电影的基调代表了港人面对复杂现实境遇的无奈与反思，近几年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和政治的稳定，杜氏电影也逐渐催生出了新的变化。相对于前期电影呈现出来的宿命、悲观与怀疑，近几年杜氏电影中的角色都在积极的追问与探寻，这反映了港人由接受到反思，再到探索出路的心路历程。 　　带有明显转向特征的杜氏电影是杜琪峰于2003年执导的《PTU》(又名《机动部队》)，马尾被杀和肥沙丢枪是《PTU》的故事起点，几条线索围绕着这两件事开始重合交叉：肥沙要从马尾的手机上了解马尾手下的信息，导致重案组怀疑他；大眼、秃头也因为马尾被杀而分别找到肥沙；而此时帮忙寻枪的展帮办亦发现肥沙正一步步陷入困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重案组与反黑组的矛盾，PTU机动部队的内部冲突，肥沙与黑帮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而在影片结局处大家终于发挥了团队精神，又在机缘巧合之下，化解了各自危机，立下大功。这个结局显然有别于杜氏前期作品的悲观色调，以同样诡异多变的复杂性叙事方式彰显了刺激、趣味与积极。 　　杜琪峰新近执导的《神探》、《文雀》也都呈现出这样的精神风貌，尽管在《神探》的最后刘青云临死前的最后目光看到了安志杰的另一个“人格”的出现，这是一个尖刻的、冷漠的女人，让安志杰掩藏一切真相并就此来获得升迁，一直帮助他的刘青云竟然成为他的欲望和私心的牺牲品。但是，安志杰毕竟“成功”地活了下来，并使案件